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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特科——白色恐怖下的特殊警卫部队

本主题由 sf007 于 2008-7-4 21:32 移动
第二天,蒙蒙细雨之中,报童们在街头边跑边喊:“看报,看报,看霞飞路特
大血案……”处决白鑫的行动成为上海各报的头号新闻。在几十种中外文报纸上,
白鑫一案被详细报导,描绘得有声有色。

白鑫事件,使红队在上海威名大振,令叛徒和敌特谈虎色变。同时也使租界当
局如临大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紧急增加巡捕人数,公共租界还从美国高薪聘请
美军高级情报军官罗斯,担任总捕房政治部主任,专门对付共产党。

就这样,在二十年代的末期,国共两党在整体力量的对比上中国共产党尽管处
于绝对的劣势,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自身的政治保卫上,在情报和特工方面却占据
了先机,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正因为有强悍而高效率的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险,遭
受了一次次重大挫折,但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共中央机关始终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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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中共中央迁到上海以后,就藏身在租界里。这是一块国民党势力无法直接插手
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殖民政府”,公共租界的“政府”叫做
“工部局”;法租界的“政府”叫做“公董局”。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上海外
侨义勇队”,还有自己的警察。法院和监狱。

租界的警察局叫做巡捕房,隶属于工部局或公董局的警务处。公共租界设有中
央、老闸、新闸、虹口等十三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六千多人(据一九三
七年统计),每年所花经费经常占工部局全年预算的将近一半。法租界设有中央等
六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二千多人(一九三六年统计),所花经费经常占
公董局预算的三分之一。巡捕和侦探中有英国人、法国人,他们大多是各级头目。
经常在街头路口巡逻的多是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缠着包头巾的印度人(属于公共
租界)和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即越南人,当时的上海人多这样称呼他们
,属于法租界)。不过,无论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大多数巡埔、侦探还是中国人


租界的法庭最初叫领事法庭,后来又出现所谓“会审公廨”,民国年间,又成
立所谓“特种法院”。这些法庭名义上由中国当局和租界兰局共同主持,但实际上
却成为工部局的附属机构,既不受中国当局管辖,也不适用中国法律。

上海租界内,人口众多而复杂,鱼龙杂混,又不实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查
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租界的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这些
,就为设立党的秘密机关,进行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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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巡捕房和上海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公
安局狼狈为奸,互通消息,共同缉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是,租界“国中之国”
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
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共产党
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就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共产党人的“安全系数”也为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
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状况,加之这里是中国产业工人和
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上海作为自己根据
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二大。四大都是在上海举节的。现在,当中国共产党陷入
空前的危险状态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又一次选择了上海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


“茫茫人海一身藏”中共中央隐蔽在大上海的哪-个角落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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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上海市中心,也就是原来的公共租界中心地带,有一条福州路。这条东
西走向的大街在解放前叫做四马路。四马路与云南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座天蟾舞台
。无论六七十年之前,还是九十年代的今天,天蟾舞台都算得上大上海响当当的大
剧院。当然,今天的天蟾舞台早已翻修一新,非旧日面目了。

当年的天蟾舞台,东面隔壁有一幢那个时代上海常见的广式里弄住宅,住宅门
开在云南路上,门牌是“云南路447号”。这幢住宅的主人是谁,现在已不得而
知了,不过,房东的名字倒有记载。此人名叫周赍生,是个开业医生。他租下了这
幢楼,在一楼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招牌是“生黎医院”。开私人诊所用不了多少房
间,周赍生便将二楼的三间屋子转租出去,当上了二房东。

租下二楼屋子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湖南人。他在这里开了一家经营家乡湖南
土布土纱的商号,招牌上写着“福兴字庄”。这位“老板”看起来似乎有些钱,因
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却娶了一位年仅二十上下的“老板娘”。老夫少妻,在那个
时代是有钱的象征。

然而,就连楼下的二房东周大夫也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这对白天看起来恩
爱和睦的老夫少妻却分床而眠……

这一老一少夫妻俩是一对“怨偶”吗?不是。他们其实是一对假夫妻,是两个
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坐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福兴字庄”的“老板”,真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早在一
九一八年,他就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大革
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
东的老师徐特立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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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娘”叫朱端绥,是熊瑾玎的小同乡,也是湖南长沙人。她虽然比“丈夫
”小了二十二岁,但是党龄却比他长两年——一九二五年就入党了。

这对假夫妻开的“夫妻店”,就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大脑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藏身之地。

所谓中央政治局机关,就是政治局常委们经常碰头和处理日常事务,以及政治
局成员开会的地方。那么,“福兴字庄”刚开张的时候,经常“光顾”这里的是些
什么人?换句话说,中共中央刚刚迁到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是由
哪些人组成的呢?

一九二六年,是中国现代上一个大动荡的年头,整个中国都在激烈地动荡,中
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也不例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着,变动着。

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闭幕时,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政
治局,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
国焘、苏兆征。
在九个政治局委员中,又选出三人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这三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一个新的班
子代替了。

六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临时中
央常务委员会,从一大以来一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因仍然坚持右倾错误,被停职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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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了五大选出的李维汉和张国焘以
外,又增加了三个人。他们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

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
他在会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并指定这位新的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位
后来居上的常委就是瞿秋白。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
任领袖。

“七一五”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在风云突变的局
势面前,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的一幢西式
公寓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六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改组。会议重新选举的中央
政治局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
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在两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推举出由三人组成的常委会,他们的排名顺序
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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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
上又有两人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周恩来和罗亦农。三常委变成了五常委。仅
仅半年时间,周恩来在政治局里的的身份就这样升升降降,由委员而常委,由常委
而候补委员。再由候补委员而升为常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便一直处于在中
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中,直至他离开人世。

经常光顾“福兴字庄”的,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政治局成员之外,还有一个人
,此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他
随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当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瞿秋白、周恩来等常
委处理中央工作。每逢政治局开会,都由他作记录。许多日常事务,也是由他处理
的。所以,他来这里的时间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要多。

“福兴字庄”是由熊谨玎一手建立起来的。熊瑾玎接受任务后,立即以商人的
身份四处觅房。几经周折,最后找到天蟾舞台隔壁的这三间房子。这个地方很适合
秘密工作的需要:它同天蟾舞台相连接,从戏院的楼梯可以直接到达房间。楼下是
医院,每天前来求医问药的人很多,来这里联络接头和办公的人员混在其中,一点
也不引人注意。房背后另有楼梯通向一条僻静的弄堂,出弄堂就是繁华熙攘的汕头
路,遇到紧急情况时转移起来十分方便。

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这样建立起来并很快开始启用。作为掩
护,熊瑾玎挂起了“福兴字庄”的招牌。当上了商号“老板”。

既然是“老板”,就应该有一位“老板娘”。否则,一个正当盛年的老板长期
鳏居,会引起旁人的怀疑。何况,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自然少不了机密文件,以
及各种办公用品,包括洗抄机密文件的密写药水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专人保管和
整理。熊瑾玎要管理机关,还要兼任他的中央会计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
中央就给熊“老板”择了一门“亲事”。为他配了一位“老板娘”。这位“老板娘
”就是朱端绶,她是从千里之外的汉口“远嫁”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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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机关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后来出了叛徒,才被迫放弃。这
在当时为数不少的中央秘密机关中,是不多见的。

一九九O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登门看望了还健在的朱端绶。老人向她谈起了
当年开会的情景:

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
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
。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一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
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
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
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土枪土炮怎么打得赢?当时的总书记
是向忠发,一点本事也没有,你爸爸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到过法国和苏联,知道的
东西多。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的成员们常常在“熊老板”家吃饭。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
长的黄介然老人后来回忆说:
朱端绶做的一种鸡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有说有笑。
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
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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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个把月,有时只住半个月就搬家
,最长的一处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换一个住处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
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
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七点以前和晚上六点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
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
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搬到震旦大学附近。为了适应环境。他便装扮成学者的模
样,久而久之,就连街头值班的巡捕也要向这位“教授”颔首为礼了。

走过几条街道,周恩来来到同孚路柏德里,这条里弄的七OO号是一所常见石
库门房子,两楼两厅。这是中共中央一个重要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
要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当时党内的人都把这个地方称
为“中央办公厅。”

通常,“中央办公厅”的事情繁多,前来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等
候。不过这一天还比较清闲,下午三点以后,工作就已处理完了。周恩来便来到坐
机关的王根英的屋子。他当过陈赓夫妇的“月老”,彼此间的关系亲密而随便。

正巧,陈赓这天回家来了。虽然同在上海,又直接受周恩来指挥。但陈赓能见
到他的时候还是不大多。见到老上级和老朋友,大家都很开心。

坐了-会儿。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交给陈赓,向
他:“你看看这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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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端详着照片上那个头发从中间分开,戴着一副眼镜的中年人,想了许久,
只觉得此人似曾相识,但就是说不出来到底是哪-个。

周恩来见这个素来以眼光敏锐,善于识别人而自得的情报科长都被难住了,忍
不住提示了陈赓一句:“是黄埔军校的。”

陈赓又看了一会,仍然摇摇头:“实在想不起来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在下!”周恩来忍不住开怀大笑。

“什么?是你!照片上的人比起你来起码大了十岁。”陈赓这才恍然大悟。“
照这样的化装像作什么用?”

“自有妙用。不过,连你这个常在我身边的情报专家都认不出来,那一定万无
一失了。”
二十年后,担任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在接受美国《纽约
时报》驻南京记者李普曼采访时,他还饶有兴趣地讲了这一则当年的轶事。说到这
里的时候,周恩来的眼前似乎浮现出陈赓当时懊恼的窘相,禁不住开怀大笑。

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几年里,周恩来曾两次去苏联。每次出国,都是以合法
的身份正式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周恩来照这张化装像的“妙用”,
是要用它去办出国护照。因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
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要动身前往苏联。

就在“六大”代表们准备动身的时候,一次突发事件震惊
了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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