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荧火之光，安抵大唐浩月之辉   
首回 唐初援新罗抗倭战争

    白江，亦称白江村，系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

    在我国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又都无力消灭对方，于是便向东西邻国寻求援助，先后分别于大唐和倭奴建立了外交关系。高句丽在秦汉时代是隶属于我汉朝的辽东地方政府，李唐有意将它收复，故它靠拢倭奴（注：即当时的日本）；新罗因与倭奴结怨，故和唐王朝亲近；百济与倭奴的关系较为密切，加之公元653年百济、倭奴“通好”以后，就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倭奴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局势。

　　655年，新罗王金春秋称高句丽与百济，靺鞨（注：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联兵侵入，乞求唐朝出兵援助。唐高宗在遣使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先后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出击高句丽，企图牵制其兵力以减轻对新罗的压力。然而，唐朝此举未能奏效，支援高句丽的百济继续向新罗发起进攻。660年，新罗王再次向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遂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10万余，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击百济。百济军屯守熊津口（今锦江之入海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10日，便灭亡了百济。唐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大将刘仁愿率兵留守。

　　唐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据周留城，抗击唐军。10月，福信遣使至倭奴，请迎立在倭奴为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并向倭奴乞求援师。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倭奴之齐明天皇很快就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的决定。12月天皇及太子中大兄等从内地的飞鸟京迁至沿海的难波城，并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部。661年1月，将战时指挥部迁至九州西岸，在于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7月，齐明天皇驾崩，太子中大兄素服称制，是为天智天皇。8月，天智天皇任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组成了一支援助百济的远征军。至9月，遣将狄井槟榔，朴市田来津等率兵5000余人护送扶余丰返国即王位。

　　此前，因驻守百济的唐军刘仁愿部被福信和浮屠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故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府城之围遂解。4月，唐军44000人以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起进攻。７月，唐军进至平攘，因久攻平攘不下，乃于次年２月撤军。是时，唐高宗诏令刘仁轨：“平攘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借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旧唐书．刘仁轨传》）可刘仁轨认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今平攘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不动也。”（《旧唐书．刘仁轨传》）于是他一面“飞表闻上，更请兵船”；一面镇兵伺机出击，先后攻拔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栅，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砚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而福信与扶余丰也果如刘仁轨所料，两人发生内讧，福信被杀，百济之残余力量因此严重削弱。

　　663年6月，倭奴天智天皇令倭将毛野稚子等率27000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7000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刘仁轨与诸将计议，认为：“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据，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遂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并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8月17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和倭奴守军相继投降。周留告急，倭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周留城即建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倭奴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27日，倭奴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大唐水军7000余人，170艘战船；倭奴水兵万余，1000多艘战船。倭奴虽然在人、船数量上多于我方，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倭奴。对于这次战斗，中国的史书记载简略。在《旧唐书．刘仁轨传》中仅有“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的概括。倭奴史籍对此则有详细的记叙“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

　　由上可知，此战唐将刘仁轨首先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因而在第一次较量中，轻而易举地就使倭奴“不利而退”。接着在次日的战事中，又利用唐军之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倭奴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战术，焚倭奴之战船400多艘，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而倭奴则是盲目冒进，8月27日刚至白江，就与严阵以待的唐军交战，被迫“不利而退”。次日竞“不观天象”，仅凭一股蛮勇，毫无秩序地向早以列成“坚阵”的唐军冲击，结果在“须臾之际”惨遭失败。倭将朴市田来津被格毙，百济王扶余丰逃之夭夭。

    倭奴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9月7日率百济守军及倭援军向我天朝投降；倭奴之陆军闻此，也不寒而栗，“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遂于白江之战的幸存者一道，乘船滚回了倭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其入侵中国的野心也随之破灭。

　　日军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日本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损失惨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发动进攻日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于是日本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此改造日本。

四次中日战争

----集日本战国之精锐，尚不敌衰落之明廷   


    明援朝抗日之战是明朝万历时中朝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起于1592年（朝鲜宣祖二十五年，明万历二十年，日本文禄元年）至1598年结束。1592年是朝鲜壬辰年，朝鲜史家因此称此役为壬辰卫国战争，中国称万历朝鲜之役，日本则叫文禄、庆长之役（日本在庆长2年发动了第二次战争）。

    有明一代，中朝两国一直友好相处，使臣往来频繁。当时，中国向朝鲜输出绢、布、药材等物品，还特别允许朝鲜购买明朝严禁贩卖的硝黄、火药和牛角。朝鲜则向中国输出耕牛、马匹、纸张和苧布。政治上的友好关系和经济上的相互援助，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朝鲜在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彩响下，于15世纪初首先创造了铜活字印刷术，这一技术后来传到中国。

    16世纪80年代，在日本列岛，中部尾张国织田信长被刺死，部下大将丰臣秀吉（1536-1598年）继续其统一事业，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了战国林立的局面，使战国以来延续百年的分裂局面重获一统。丰臣秀吉以武力统一全国后，执掌了整个日本的军政大权，为了满足国内封建主和商人贪财牟利的欲望以及他自己骤然膨胀的野心，便开始了对外扩张。他乘朝鲜李氏王朝耽于党争内讧，朝纲紊乱，决定通过武力征服朝鲜入侵中国，进而称霸东亚，使三国归于一统。

　　日本侵朝，古已有之，早在公元四世纪，大和政权就在朝鲜半岛的任那地区建立了殖民地，甚至倭五王时期还曾先后向当时中国南北朝的宋遣使，要求封为朝鲜和日本的总督。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时进时退，最盛时曾一度打到平壤附近。而且就地理位置而言，日本孤悬海外，要向大陆发展，唯有从朝鲜一途。所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固有其野心的关系，但传统的因素也不小。早在征讨毛利的时候，秀吉就写信给信长说待到大军平定本州后就要进发九州，然后图朝鲜以窥大明。在征服高野寺以后，在给一柳末安的信中也说“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甚至他还曾委托传教士购买两艘欧洲战舰。1590年在写给朝鲜李王的信中更为露骨地地表示“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临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也，予无愿也，只显佳名于三国。”

   当时，朝鲜处于李氏王朝时期，政治上确已十分腐败，官僚营私舞弊，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党派之争，即一派是世袭的官僚贵族，称为勋旧派；另一派是地方中小地主出身的受过书院教育的新官僚，称为士林派。两派各自结党争权，互相倾轧，一大批人被杀戳流放，政变不断，弄得民不聊生，国力大衰。整个朝鲜武备松弛，统治者重文轻武，“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全国300多郡县大多数没有城防。这恰好给日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侵略机会。

    1591年在征服了奥羽的诸大名后，秀吉就着手准备开战。虽然黑田如水考虑到国内的形势，反对征朝。但此时的秀吉醉心于“显佳名于三国”的美梦，结果如水的提案遭到无视，征朝的计划还是启动了。他首先在肥前修筑了名护屋城，作为侵朝日军的总指挥部，由他亲自坐镇。然后他把关白之职交给了那个日后的杀生关白秀次以备不测。在将领和军队的配备方面，秀吉共调动了五十万人，其中三十万用于作战，十五万人是先遣队。先遣队分为八个军，宇喜多秀家为总司令官，小西行长率第一军，加藤清正率第二军，黑田长政率第三军，同时还有九鬼嘉隆的四万水军和七百艘舰船。另外还有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衫景胜、蒲生氏乡、伊达正宗统帅的十万人马驻在名护屋做为预备队。一时间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可以说是日本当时的最豪华阵容。而在战略上，日军采用的是德川家康的提案，确定了“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的战法；以水军保证陆军的战略物资供应，陆军分三路齐头并进，一举占领朝鲜。在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丰臣秀吉借口朝鲜拒绝攻明，于1592年4月正式开始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日军以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为先锋，统率十多万军队，上千艘战船，偷渡对马海峡，第一批部队（1．8万人）分乘350艘舰船，于1592年5月25日在釜山登陆。数量不多的釜山守军和居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因众寡悬殊，城市终为日本人攻占。小西行长首先在釜山登陆成功后，在南部沿海登陆的由加藤清正率领的第二批部队（2．2万人）经庆州、熊川和新宁数城向北推进。几乎与此同时，第三批部队（1．1万人）在洛东江口登陆，占领了清元城，并向春川山口推进。在这几批部队登陆之后，日本将主力（8万人）和其余舰队全都调往朝鲜。

    此时庆尚道的朝鲜水军则彻底被九鬼嘉隆所败，右水使元均竟自焚船舰，根本无法配合陆军阻止敌人登陆。结果小西行长轻而易举地拿下了东莱城。然后整个先遣队按照计划分成三路：小西行长猛进密阳，直指忠州；加藤清正则攻打彦阳、蔚山，企图在忠州同小西行长会师，进而直逼京城（汉城）。黑田长政则越过秋风岭北上，以策应友军。于此同时，日军水军则攻占了庆尚、全罗、忠清等道的沿岸地区。

   对此朝鲜大惊失色，但是朝鲜封建统治集团由于朋党之争，对侵略者无力组织抵抗。数量不多的政府军接连失利。日本人击溃了朝鲜的一支8000人的部队的抗击，夺取了全宁山口。此时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已经会师，以大军团开始强攻忠州，日军娴熟的攻城技巧令朝军防不胜防，第二天就被攻破了城池，忠州一失，汉城（京城）实际上已经没有防御力了。日军迅速逼近汉城（京城）。朝鲜有些地方官吏弃地而逃，国王李昖惊慌失措，仓皇放弃首都，先奔平壤，继而逃往鸭绿江边的义州。7月初，日本人兵不血刃占领王京（汉城），此时距日军登陆仅仅过了二十天。

    同日本陆军的接连胜利相反，日本水军却是连连受挫，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全罗道的水军节度使李舜臣。此人弓马娴熟，精通兵法，尤其水战方面更是不世出的天才。4月20日，他就调动全道的水军赶往庆尚道去重新编组被击溃了的庆尚水军。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出海做游击战，以便寻找有利时机。5月7日，在玉埔海面突然袭击了停泊在这的日军50艘舰艇，共击沉了26艘，其后在追击到永登浦时又破坏了5艘。紧接着李舜臣第二天在赤珍浦偷袭了日军的补给船队，又击沉13艘。而朝鲜水军方面却仅仅一人轻伤而已，这种战果令戎马一生的秀吉也无话可说。朝鲜水军的巨大胜利，打乱了日本侵略者水陆并进的作战计划，陆军的补给开始出现危机。

    日本入侵前，朝鲜水军共有4支独立舰队，其中有两支在战争刚一开始就损失了。只有李舜臣统辖的有85艘战舰的舰队，在陆军的支援下抗击日本舰队，李舜臣长于战略，吸取朝鲜水军的传统经验，在旧有战舰的基础上，发明了“龟船”战舰。龟船外包铁板，不易被重炮击伤；周身插满锥刀，使敌人不敢攀登上船。仓内备置火炮，可以随时射击，喷出火焰。龟船形制轻巧，行动敏捷，可以出入敌舰阵内，在打击日军的海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5月29日，李舜臣的舰队开到泅川附近的露梁海面，遇到了龟井兹矩率领的12艘日舰。龟井因为惧怕李舜臣的威名，弃船登山，在陆地上摆开半月长蛇阵。适逢退潮，对朝鲜水军不利。于是朝鲜水军假装撤退，等到日军前来追讨之际，突然全舰队反转，以龟船强大的火力一举歼灭大部分敌军。之后舰队继续向东前进，于6月2日在唐浦港追上了正在劫掠发泄的龟井兹矩。李舜臣借龟船的高机动力先行击沉龟井的指挥舰，然后向敌人两翼包抄，从四面攻击已经失去指挥的日水军。是役龟井战死，21艘楼船被灭。随后6月5日和6月7日又连破日军的补给舰队。至此秀吉的主力舰队·黑岛舰队被催毁，制海权完全掌握在了朝鲜手中。

    而此时的日本陆军在占领汉城以后兵分两路，继续向西北和东北进攻，小西行长过开城向平安道进发，加藤清正攻打咸镜道。在临津江一带遇到朝鲜军队的坚固防御而受阻。日军使出军事计谋，佯装撤退，将朝鲜军诱出工事，接着进行反冲击将其击败。日军占领了开城和平壤。到此距日军釜山登陆不到两个月，就已经控制了除平壤以北，全罗道沿海外的全部朝鲜半岛。朝鲜国土大部分沦丧。

    日军所到之处，焚烧劫掠，仅晋州一地，军民被屠杀者6万人。朝鲜人民在非占领区普遍组织了人民义勇军--“义兵”（“正义之师”），开展了游击战争；突袭敌人的要塞和兵营，特别是在夜间，隐蔽潜入敌宿营地进行骚扰；进行防御战斗；烧毁粮秣仓库和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在围攻要塞和城市时，朝鲜人组织了特别突击队，并使用了“飞击震天雷”，以杀伤敌有生力量。为援助被日本围困在要塞里的守卫部队，朝鲜人经常对敌人的后方进行出其不意的引诱性突击，阻击敌军。

    朝鲜国王李昖在爱国朝臣和军民抗倭热潮的推动下，遣使向明朝告急，要求出兵援助。明朝廷认为“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如若再纵容日本侵吞朝鲜，那后果不堪设想。故决定援朝抗倭。同年（1592年）七月，明朝派先锋戴朝弃、史儒率兵20000出征，副总兵祖承训、游击王守官带大部队继后进入朝鲜。

　　为了及时补给陆军给养，九鬼嘉隆又派出了三路舰队侵朝，同李舜臣舰队在闲山岛前展开决战。闲山岛水深，利于朝军，一开始朝军就利用小规模攻势诱使日军进入包围圈中，待日军全部进入后，隐藏在闲山岛北的朝军主力立刻摆开了鹤翼阵，同时从正面和侧面击溃了日军。击破了59艘敌舰、数千日军，史称闲山岛大捷。这是被写入马汉《海权论》里的著名战例。之后李舜臣又在安骨浦完全消灭敌残余部队。

　　受此役鼓舞，7月17日拂晓，中日两国军队终于开始发生冲突。祖承训认为日军“蛮夷野人，安能于天朝大军抗衡哉？”，轻率地调动全部兵力进攻平壤。当时连续降雨，道路泥泞，以骑兵为主的明兵很难施展威力。当冲入好象是空城的平壤时，立刻遭到了小西行长部的伏击。日军的火铳队发挥了极大的威力，戴朝弃、史儒当场身亡，其余兵将更是死伤惨重。祖承训一天之内退到大定江，然后撤回国内。平壤攻防战使本来对明朝尚有一定戒心的秀吉再无提防之意，立即派岛津义弘增兵朝鲜，企图从陆地支援小西、加藤、黑田部。

    出乎秀吉意料，因为以加藤清正为首的日军在朝鲜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使得朝鲜人恨极日军，各地义军蜂拥而起，甚至连和尚都组成僧兵（不是日本那种职业僧兵）来抵抗日军，逐渐代替官兵形成抗日的主力。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使日军陆地的补给线也不稳定，而且还要分掉不少兵力来镇压骚乱，于是秀吉不得不打消了立刻进军义州的计划。日军小行西长为麻痹明军，佯装和谈，狂妄地提出以大同江为界，将平壤以西归还朝鲜，意欲吞并平壤以南的大片领土。这种损害朝鲜人民利益的和议，遭到明朝的拒绝。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明朝政府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都督，增派4万兵力渡过鸭绿江，大举援助朝鲜。1593年1月3日明军进驻肃川，会合朝鲜士兵，开始了第二次平壤攻防战。

    经过周密部署，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1月7日明军进军平壤，与日军的精锐部队3万人遭遇。李如松竖起一面大白旗，上书“自投旗下者免死”。次日总攻开始，李如松亲率敢死队冲锋陷阵，同时以火攻对抗。小西行长则占有地利，退缩在练光亭的土窟中用火枪不断射击，战斗非常激烈，劲弩齐发，火焰蔽空，中朝将士奋勇当先。神机营参将骆尚志冒险登城，腹部被滚石打伤，仍然屹立不动。60多岁的游击将领吴惟忠，胸部中弹洞穿，犹奋呼督战不已。李如柏的头盔中弹，李如松的坐骑被炮击毙，都置之不顾，愈战愈勇。激战到近中午，日军纷纷逃窜，中朝军队凯旋入城。此战共消灭敌人1万余人，俘虏无数，逃散日军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的战局。朝鲜史书称：“正月初八日壬戍进攻平壤，不崇朝而城破，除焚溺斩杀之外，余贼丧魄，逃遁。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二月，朝鲜军民也在幸州守城战中击退日军，取得辉煌胜利。朝鲜爱国官兵在明军的协同支援下，一举收复西京、开城、汉城，日军退据釜山，朝鲜国土几乎全部光复。

　　2月19日，明军进驻开城。加藤清正此时已经将其屠掠一空，焚城南逃。2月27日，李如松领两千人在汉城附近的碧蹄馆同日军发生遭遇战，幸亏大将杨元赶来救援，才退回开城。当时京城日军有4万多人，是日军的精锐部队，绝对数就比朝中联军要多。李如松决定先确保开城一线，一边等国内新增援兵，一边整顿朝中联军。

    丰臣秀吉得知己军受挫，粮饷不足，疾病流行，便假意与中国议和，以诱使明朝撤兵，虽然朝鲜国王极力要求复仇，但明朝内部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遂与日本和谈罢兵。和谈从万历二十一年三月起，拖延了近四年。3月22日，明使沈唯敬前往龙山同宇喜多秀家谈判，议定日军4月19日退出京城，明军随即进驻。5月2日，侵朝的日军大部分退到了釜山一带。秀吉不甘心就此失败，遂一方面在庆尚、全罗道修了18座城堡，一方面运用外交手腕，派小西如安前往北京递交日本的和谈条件。鉴于日军可能不会再有大的军事活动，明军大半在1593年八月回到国内，只留下一万人驻守朝鲜。李舜臣被朝廷任命为三道水军节度使，掌管了朝鲜全部水军，整饬军队，建造战船。而秀吉也不断地利用谈判时间补充兵力，运送武器给养，以备再战。

　　谈判一直持续到了1596年9月，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被朝鲜和中国方面拒绝，和议最后破裂。秀吉认为日军已经有能力再战了，但首先他要设法除掉李舜臣。1597年1月，小西行长用秀吉的计策，利用朝鲜的党派之争，派人在汉城散布谣言，陷害李舜臣，结果李舜臣被捕入狱，被押送到京城。得知反间计成功后，秀吉立刻于2月21日再度调动14万陆军和数万水军侵朝。从动员到集结就绪共花费5个月时间，在7月准备完毕。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夏，丰臣秀吉又派军从水陆两路进犯，7月7日，九鬼嘉隆要一雪前耻，一举重创元均为首的朝鲜水军，又配合陆军水陆夹击漆川岛的朝鲜水军，朝军几乎全军覆没，日军控制了制海权。8月1日，1万4千日军三路进攻全罗道，正好赶上明军进驻全罗、忠清。大将杨元率3000人守卫南原，但寡不敌众，两千七百余人战死，杨元负伤。

　　8月19日，明军除守卫稷山外全线退至汉城，日军占领了全罗道全部地区。李舜臣重新被任命为三道水军节度使，但此时他手中只有12艘船和120名士兵而已。于是李舜臣整顿了残余部队，在碧波亭水域悄悄准备恢复实力。9月7日黑田长政10,000人分攻稷城和舒川，被明将解生打败。这时明将邢玠和麻贵统兵四万和朝鲜权粟元帅会师，组成中朝联军，大举南进。秀吉情知不妙，加上李舜臣又在鸣梁海峡以少胜多，大败日水军，所以日军连忙后撤，令加藤清正守蔚山、小西行长守顺天、岛津义弘守泅川，形成沿海要点的守备态势。自此，李舜臣保住了全罗、忠靖两道，争得时间重整水军。

    这时，明朝因日本毁约大为震怒，也认识到日本的危险性，调动了川、陕、浙、蓟、辽的陆军和福建、吴凇的水军共14万，再度增援朝鲜。联军经过侦察，决定先进攻只有两万人的蔚山。12月23日午夜，明军三路直捣蔚山，李如松交战后佯退，会同友军消灭了五百余日军。正在监督西生浦的加藤清正连忙返回蔚山，亲自守城。明军连续四天猛烈强攻，仍旧没有攻下城池，期间加藤清正也难以支撑，就送信给明军乞求讲和，被拒绝。双方僵持之时，西生浦1万3千多日军赶来增援。1598年2月9日，明军屡攻不下，被迫撤退。

　　蔚山战役后，双方都调整了战略。秀吉眼见反攻无望，只得继续确保防线，在朝鲜南部站稳之后再蚕食朝鲜。而明军虽经蔚山惨败，但主力未损，而且国内又派陈遴和邓子龙的水军前来助阵。朝鲜水军也得到了加强（已有5000余人）。统帅邢玠当机立断，逮捕内奸沈惟敬，大会诸将，分兵三路，同时进攻三座要塞：蔚山、泅川、粟林。而明水军和李舜臣的联合舰队合力应战，控制了南朝鲜海的控制权，切断了日军的退路。迫使日军退守朝鲜半岛的南端岛山。

    这时日军盘踞朝鲜半岛已有7年之久，在沿海分布三处，战线长达千余里，士兵疲于奔命，供应不足，屡败厌战，士气低落。日军与明军交战往往“举阵惊骇奔散”，投降者愈来愈众。是时，日本国内普遍怨恨丰臣秀吉，8月18日，征战一生的丰臣秀吉因为朝鲜战争的失利，羞愤积郁，终于在伏见城死去。临死前遗命退兵。这对朝鲜的日军无疑是雪上加霜。小西行长进退不能，再次提出和谈，并再度遭拒，只能坚守城堡，等待援军。

   到了十一月，日军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小西行长再次准备厚礼送至李舜臣营中，希望和谈，还是遭到拒绝。绝望的小西行长向岛津义弘求救，岛津于是集结近5百艘船，企图冲破联军防线，打通回国的通路。此时，加藤清正率军先逃，日军纷纷撤退。中、朝军队英勇追击，断其归路。在东南海岸露梁海战中，李舜臣统率的水军在露梁津湾截住了五百多艘企图从朝鲜运走残余部队的日本军舰，朝中水军与侵略者展开激战，击沉日舰450艘，歼灭日军1万多人，日军彻底战败。在这次战斗中，李舜臣亲自驾船擂鼓，率龟船冲入敌阵，被日军包围。明将陈璘舍身救援，年高70的明朝老将邓子龙，率领壮士200人，跃上朝鲜战船奋战，所驾战船不幸起火，壮烈牺牲。李舜臣、陈璘杀出重围，赶来救援，李舜臣不幸身中流弹，伤重垂危，他叮嘱不许声张，把军旗交部下代为发号施令，继续战斗，直到胜利。此次海战，中朝军队大获全胜，击沉敌舰数百艘，全歼日本水军。日本陆军完全孤立，仓皇逃窜，勉强地撤回了日本。援朝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战斗一结束，陈璘急忙在阵前寻找李舜臣以共庆胜利，突然听说李已经中弹牺牲，悲痛至极，昏倒在船上。李、邓两位名将都在这次海战中牺牲，为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朝鲜在汉城建了“大报坛”以感谢明朝相救。之后明军回国，朝鲜对明的感激之情甚至持续到了清初。而明神宗大奖三军，《明史》称此为“东洋之捷，万世大功”。

    壬辰战争持续了7年之久，最后终以中朝两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而告结束。这次战争是朝中人民军并肩战斗共同夺取胜利的一役，体现了中朝人民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通过这次卫国战争，朝鲜人民维护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侵吞朝鲜，染指中国的侵略企图。但这场战争也反映了明军的腐败，不过更反映了一个事实：统一日本的主力日军也不能打败腐败的明军。

四次中日战争

----颠覆东亚秩序，挤身强国之林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才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
　　

一、锋芒初露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１870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5月，日军在台湾琅桥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 “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又开始摆弄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清军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以后的九年，表面上风浪不兴，但形势正在悄然变化中……

　　日本一直注意着中国。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的清军调查报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 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象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1891年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钱被慈禧拿去修颐和园了。慈禧说，光绪1875年登极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1886年改为“训政”，1889年“归政”。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花园养老还不行么？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
　　

二、风云乍起
　　1894年，农历甲午之年，机会终于来了。朝鲜的封建王朝，积弱多年，国家日益贫困，内乱不断。是年2月，“东学道”在南部的全罗道发动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势不可当。朝鲜政府几次商议从中国借兵，但顾虑到日本若借机出兵，局面会难以收拾，所以议而不决。到了6月1日，东学道攻克全罗道的首府全洲，军锋直逼汉城，京城震动。至6月3 日，终于下决心请求袁世凯出兵。袁世凯接到电文，立即向李鸿章请示派兵。

　　按照《天津条约》，中国向朝鲜派兵，则日本也可借口出兵。袁世凯对此不是不知道。但他天真地认为，即使日本以护卫使馆出兵，也不过数百名士兵而已，不至于引起大麻烦。

　　其实，日本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发展。到了6月2日，日本判断韩王必将向中国求助，连忙派人向袁世凯打探，并表示“我政府必无它意”，极力怂恿袁世凯出兵。当天夜里，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虽然尚不清楚清政府是否派兵，但应作好迅速出兵的准备。会议据此作了出兵的决定，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也被蒙蔽，在给清政府的电报中认为，日本议会正在争执不休，绝无对外生事的可能性。清政府因而下了出兵的决心。李鸿章当即命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口，与先期到达的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

　　6月3日，袁世凯正式通知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朝鲜已正式向清政府请求派兵，6月4 日，日本外相向正在本国度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发出训令，要求他一旦确认清政府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应立即出兵。6月5日，日本议会通过了关于日本出兵朝鲜致中国的照会，同一天成立了战时大本营。6月6日，汪凤藻根据《天津条约》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带兵赴朝鲜剿匪，“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6月7日，日本驻中国代理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日本将出兵朝鲜。同日，日本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为“属邦”二字，双方激烈辩论。对此，李鸿章态度很坚决，电告汪凤藻：“文内‘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

　　清军分三批渡海，共计2465人，自6月6日下午6时起，至6月25日全部到达朝鲜牙山。同时又派了北洋水师的超勇舰前往保护，恐其力量单薄，又令在仁川港的扬威舰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二舰泊仁川港。（注：牙山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向约南一百公里。仁川港则是汉城的门户。）

　　6月7日，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大鸟带兵乘军舰八重山赴韩。袁世凯也电告李鸿章：“大鸟来，虑生事”。6月8日，日军开始出动，6月10日起，日本运兵船络绎到达朝鲜。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港，并派出汽艇探测牙山。至16日，日本海军共出动了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共八舰，载陆军约 4000人、陆战队500人入朝，兵力达到赴朝清军的二倍。

　　6月8日，日本驻韩代理公使正式通知朝鲜，日本将派兵。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当即强烈要求日本停止登陆，谈判历经两个多小时，赵秉稷说得舌敝唇焦，一再要求日军停止登陆，日方则断然拒绝，声称：“贵督办虽千言万语重复其不必要，而我政府既认定其为必要，则不能听从尊说。”当天下午，赵秉稷再次正式照会日本公使，要求停止派兵，结果再次遭到拒绝。6月10日，大鸟率兵入京，朝鲜政府得知后，又赶忙派代表前往劝阻，也被大鸟拒绝。当天午后，大鸟带领海军陆战队420人，野炮4门进入汉城。

　　与此同时，朝鲜政府见东学党人势大，全州久攻不克，便由清剿改为招抚。太原总兵聂士成的清军先头部队910人到达牙山后，也派出一百余人带着翻译前往全州招抚。东学党人也得知了中、日出兵的消息，于是提出十二项停战条件。朝鲜政府见日本大军入境，知道大麻烦临头，希望早日平定东学党之乱，好让中日两国撤兵。6月11日朝鲜政府接受了东学党人的条件，签署了停战协定。12日，东学党人退出了全州。（注：东学党人后来并未解散，到了11月下旬，日军大举进攻，月余平定。）

　　朝鲜东学党之乱解救了伊藤内阁。当时由于日本经济危机，伊藤内阁岌岌可危，正出于要么内阁总辞职，要么解散议会的境地。伊藤博文已决意采取后一手段。清军出动的消息传来，内阁的紧急对策赢得了天皇和议会的认可，国内政治危机因而缓解。

　　6月11日，大鸟致电外相陆奥，说朝鲜局势已趋平静，出于外交考虑已失去派兵的理由，并于12日主动拜访袁世凯，开始谈判撤兵。同时，朝鲜政府先后照会了日本和中国，要求撤军。在各方外交压力下，撤军谈判开始比较顺利。

　　但日本政府怎肯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13日陆奥复电，指示大鸟设法拖延撤军，等到政府想出对策。因此在15日继续谈判时，大鸟提出暂缓撤兵的两点理由：第一，派出大批兵力，如果什么也没干就回国，不仅极不体面，而且政府在国内难以交代；第二，不信任中国，害怕受到欺骗。

　　在此同时，伊藤与陆奥终于商议出了一个对策。16日陆奥约见汪凤藻，提出两点方案：第一，由中日两国共同出兵镇压叛乱；第二，叛乱平定后，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内政改革。这意味着在今后朝鲜政府中，日本将与中国取得平等的参政地位。汪凤藻当场拒绝，认为中日都不应该干涉朝鲜事务。李鸿章也指示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喝，当据理驳辩勿怖”。17日李鸿章又在会见日本驻天津领事时表示“国际事务，本皆依条约及国际公法之规定外无他。日本与朝鲜缔约时，视朝鲜为独立国家。但此次陆奥氏提出之有关议案，实难以理解其有丝毫道理”，因此“绝不能同意陆奥大臣之设想”，如日本“欲强遂之，除诉武力外无他”。

　　李鸿章在与总理衙门商量后，6月21日电令汪凤藻照复日本：“一、韩乱告平，已不烦中国兵伐剿，两国会剿之说，自无庸议；二、善后办法，用意虽美，只可由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日本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其内政之权；三、乱定撤兵，乙酉年两国所定条约俱在，此时无可更议。”理直气壮，义正辞严。

　　此时的日本，已不象九年前那样，用几句强硬的外交词令就能吓回去的了。进入朝鲜的日本海、陆军已占了压倒优势，因此日本也毫不示弱。6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继续向朝鲜派出第二批部队，并单独促成朝鲜政府的内政改革。22日，日本照复汪凤藻，强硬地表示：为了保护日本在朝鲜的利益，防止该国日后的变乱，“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这个照会被日本人称为“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同日陆奥电告大鸟：“中日两国之冲突，终于达到不可避免之时刻。”第二天又命令大鸟“立即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建议，不必顾及朝鲜政府之听从否。”

　　大鸟接到训令后，决定首先向朝鲜政府出示6月6日中国给日本照会的抄件，问朝鲜是否承认“保护属邦”四字：若朝鲜回答其为主权国家，则迫其接受清兵入境是侵犯朝鲜主权的说法，朝鲜有义务及时将其驱逐出去。若朝鲜无力自行驱逐，则日本愿以武力相助；若朝鲜承认是中国的“属邦”时，则可指责其违背了日韩友好条约的规定（因为条约中日本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应当为十几年来的欺骗行为向日本谢罪；又若朝鲜声称虽然自古以来被称为中国“属邦”，但内政、外交完全自主时，日本则可提出：平定内乱属于内政，指责清兵借“保护邦属”派兵是干涉朝鲜内政。不愧是资深外交家。

　　这个照会于6月28日向朝鲜政府发出，限29日前答覆。朝鲜一时不知所措，到了2 9日杳无音信。30日，日本代表上门催促，朝鲜外务督办无奈回答说：“朝鲜从来就是自主的国家，清国对我作何等称呼，系清国自己所决定，与我国无关。清兵驻在我国内，是应当时我国之邀请而来，故不能予以驱逐。”情急之中，竟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难题。日本代表一时语塞，只得先回去报告了。


　　接到日本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后，清政府最高层中主战空气逐渐高涨。光绪皇帝主战最力，政府核心人物户部尚使庑鏖翁同和、礼部尚书李鸿藻都主张开战。6月25日，光绪皇帝谕李鸿章加紧备战。6月29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请战：“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7月1日，光绪再次谕李鸿章备战。

　　当时，日本在外交上尚有顾虑：出兵理由不充分，对开战后列强的态度也没有完全弄清楚。7月初，大鸟听到风传清兵准备进军汉城后，非常惊慌，准备如果对方不听劝告就以武力制止。陆奥外相连忙回电说：“不可使用武力。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

　　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已处于绝对优势，不希望别国来分沾；俄国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土耳其联军打败，向西南的扩张宣告失败，因此把希望都寄托在东方，从1891年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矛头对准中日朝。正是看到英、俄两国都非常关心中日纠纷，以李鸿章、慈禧为代表的一派人，主张利用各国的矛盾，通过外交手段来牵制日本，即“以夷制夷”的方针。这个策略在中法战争中收到过成效。在中外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为了能够保持和平，争取时间发展自己，用心可谓良苦。

　　但是，也是出于上述考虑，李鸿章失掉了一个争取主动的机会。6月底至7月初，叶志超、袁世凯等人先后建议适当进军，施加军事压力。如前所述，日本当时并未在外交上做好准备，增加军事压力可以给和谈创造机会。但李鸿章没有采纳，他认为军事行动会使日本找到借口。到了7月10日，驻朝清军又建议撤兵回国，以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而李鸿章又没有采取行动。

　　6月22日两国互致态度强硬的照会以后，中日的和谈基本上陷入僵局。在此期间，李鸿章先后于6月20日、7月1日向俄、英两国请求出面调停，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向日本提出过警告，但日本早有心理准备，向两国保证中日冲突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又看准了两国又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因而软硬兼施，说如果对方硬要干涉的话，“日本将不惜举国化为焦土拚死抵抗”。这样，两国对调停就没有了积极性。特别是俄国，刚在新疆吃了苦头，感到有必要利用日本削弱清朝的力量，不然日后自己弄起来中国也费劲。

　　史学家认为，6、7月间李鸿章过于倚靠外交手段，并寄希望于英、俄的调停，而没有看到外交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从而导致丧失主动，这是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最大失误。但我个人认为，当时的事情，后世看来洞若观火，设身处地时却是很难判断的。增兵确能施加压力，但那时日本已经相当强大，如果不买帐，则自己在外交上也是很被动的；撤兵是能避免战争，但这意味着放弃朝鲜，继而东北大门将受到威胁，后果不可预料。万一日本根本打不过中国，岂不遭后代唾骂为“卖国”？（就是这样还被后来的腐儒们骂得狗血喷头哪。）

　　日本加紧外交攻势。在“属邦”问题上碰壁后，7月3日大鸟向朝鲜外务督办正式提出内政改革纲领。改革纲领的内容主要是促使朝鲜向现代化制度过渡，并使日本在朝鲜取得与清朝“略同”的地位。如果不论其对于朝鲜内政的干涉，其内容若被采纳，对朝鲜应该说是积极的。可是朝鲜政府内保守势力强大，满朝文武对此提案一片反对声，但又不敢明确向日本提出反对，不得已成立个“改革调查委员会”，企图敷衍了事，蒙混过关。那大鸟何许人？一眼就看穿了这个把戏，在7月10日又向朝鲜“改革调查委员会”提出具体实施方案，限期明确答复，并准备了如方案被拒绝时应采取的手段。

　　朝鲜政府受逼不过，7月14日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复函大鸟说，日本的提案违背日朝之间自主平等的和平原则，如果接受，则各国必定“纷纷恣意提出要求，则有伤朝鲜自主之体面”，还望日本撤兵为盼。

　　与此同时，在英国主持下，中日之间的谈判表面上也在进行。7月7日、9日，总理衙门与日本代表小村寿太郎举行了两次会晤，中国坚持两国同时撤军再谈朝鲜问题。小村认为这表明清政府缺乏诚意，愤然离席。陆奥外相得知消息，高兴地说：“该仲裁之失败，令我国在将来之行动上渐得自由，宁可为喜。”与伊藤商量后，陆奥指示小村在7月14日向清政府提出照会：“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这个照会被陆奥称为“第二次绝交书”。

四次中日战争

----损失之巨，惨胜日本   


    甲午战争并不是中日之间的首次战争。唐高宗年间，第一次中日战争爆发，结果是“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到了明朝，侵入中国沿海倭寇被逐，侵朝日寇全军覆灭，丰臣秀吉一病而亡。但两次惨败并没有动摇日本的狼子野心，一八九四年，日本终于等到了机会，再次以倾国之力发动了第三次冲击。甲午战争的结果，日本经过上千年的前仆后继，第一次实现了吞并朝鲜的战略部署，在亚洲大陆上取得了梦寐以求的立足点；同时割占台湾，对中国形成海上包围；勒索二亿两白银，取得巨大经济收益和军费补充。日本随即开始执行蓄谋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计划。

    早在一七九八年，本多利明就在《经世秘策》一书中提出日本应首先占领中国东北和北方的库页岛，在此二地根基打牢之后，再进军中国和美洲大陆。一八○一年，他又在《贸易论》一书中提出“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为君之道的秘密”。一八二三年，佐藤信渊首次明确提出了灭亡中国的具体战略部署。在《宇内混同秘策》中，佐藤宣称日本的目标是使“全世界悉为皇国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臣仆”，并明确指出，“当今于世界万国之中最易为皇国攻取之地莫如中国之满州”，“皇国欲开拓他国，必先以吞并中国开始”。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世界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国已经开始具备进行全球干预的能力。有的时候，这对日本有利，比如当时的英日同盟就帮了日本的大忙。可是有的时候，这对日本就不利。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沙俄屯兵东北，并在旅顺建立了海军基地。如果让俄国人在东北站稳脚跟，那么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以此为基地从北向南进攻的计划也就胎死腹中。日本决不能允许已经苦心经营了几百年的“大陆政策”就此完结，但是摆在面前的形势是要侵占东北必须先过俄国这道关。一九○四年，日本偷袭旅顺港，挑起了日俄战争。日本朝俄国开战，归根结底是因为俄国挡了日本的路，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绊脚石。由此足可看出日本灭亡中国的决心之大，简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为此和世界强国开战也在所不惜。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军以死伤十几万人的代价打败了俄国。为了把一门大炮拉上阵地轰击俄国司令部就死伤了几个团的兵力，旅顺前线日军司令官的儿子乃木希典因为攻不下俄军阵地而被父亲一刀劈死。日本的胜利用尸山血海换来了在东北驻扎“关东军”的特权，埋下了九一八事变的引子；并且还得到了一半库页岛，初步完成了本多利明的部署。对马大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在旗舰上升起的“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全体将士奋勇杀敌”的战旗更成为日本武士的座右铭。

    欧洲列强在一次大战中元气大伤，再也管不了东亚的事情。特别是俄国一面要防备德国，一面又因为俄共上台而和西方对立。不复顾忌外来干预的日本在巩固了对朝鲜的统治之后便开始向东北伸手。一九三○年中原内战爆发，张学良率三十万东北军入关“勤王”，后防空虚。一直窥测机会的日本关东军先斩后奏，发动九一八事变，终于实现了一百零八年前就由佐藤信渊制订的计划。侵占朝鲜和东北的近四十年当中，日本坚决、果断、凶恨、残忍的执行了“大陆政策”的既定方针，不仅对于中国人如此，对于不积极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同样如此。不肯承认伪“满洲国”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在“天诛国贼”的呐喊声中被击毙；侵华不力的冈田内阁多名要员被机枪打得浑身是洞。在“皇军武运”的强烈刺激之下，此时的日本已经狂妄到了极点，以至于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

    然而日本的侵略之所以连连得手，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蓄谋已久，而中国却浑然不觉，丝毫没有大祸临头的意识。日本的步步进逼终于开始把中国人从昏睡中惊醒过来。一九三七年，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关键时刻，中国政府毅然倾全国之力，向上海日军发起进攻。骄横的日本改变了原定从华北南下的作战计划，把主力部队三十万大军投入淞沪会战，结果铸成大错。对于这一步，就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战略家在日本之上”。

    淞沪之战虽然以上海沦陷而告终，却把日军由北向南的攻击路线改成了由东往西。佐藤信渊在他的规划中一再强调要按照元军灭宋的路线，由北向南，先取华中要地，再以海陆夹攻致东南中国军民于无可依靠之境地。日本违反这一部署的结果是给了中国一年的时间，把原来集中在东部的人力物力撤退到西南。西南那地方，用曹操的话是“南郑之地，真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非用武之地”。中国依靠西南天险，以四川为战略纵深持久抗战的局面就此形成；再加上毛泽东推行的人民战争，使日本完全陷入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为了供应前线，日本国内的工厂不得不削减37%的燃料消耗，轮船削减15%，汽车削减65%！巨大的战费开支和物资消耗以及中国通过西南战略公路得到的国际支持迫使日本向东南亚伸手，以获取石油等物资供应并企图切断中国的外援。然而，日本的所作所为已经使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感到了不安。一九三八年六月，美国政府下令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材料；一九三九年美国单方面废除了美日贸易协定；一九四一年七月，美国更联合英国荷兰对日本实行石油和铁矿禁运，继而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金。这明白是用经济制裁掐日本的脖子。进，攻不下四川；退，摆脱不了美国的经济威胁。此时库存燃油只够六个月的日本已陷入进退无路的绝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以鱼死网破式的拼命三郎姿态偷袭珍珠港，挑起了自杀性的太平洋战争。这串连锁反应把日本的“大陆政策”推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蘑菇云在广岛和长崎升起，日本谋求霸业的第三次冲击以一败涂地而告终。

    中国虽然赢得了第四次抗日战争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