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
作者：金满楼（西门送客）也许是因为战争的缘故，189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早。在这个令人迷醉的季节里，各省的举人们云集京师，参加对自己前途命运有重大决定意义的全国性会试。考试结束后，在临发榜的紧张气氛里，似乎又弥漫着另外一种不安和躁动。
当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清晨，都察院外聚集了一群读书人，他们手里拿着状子，正凑在一起窃窃私语。不一会，路的另一头又来了一拨同样是文质彬彬的书生，这群人似乎彼此相识，见面后他们相互作揖问候，领头的两个人则上前低声商议了几句，随后便向自己的队伍一招手，带着这群读书人往都察院的大门走去。
原来，这两拨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前来参加会试的各省举子们。他们手里拿的，也不是什么喊冤的状子，而是给当今皇上的“万言书”，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由此，中国历史上这场近代意义的“学潮”，继十二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当时金军包围了宋朝首都开封）后，在甲午战败与中日谈判的非常时期，爆发了。
这场政治狂飙的发起人，是当时人称“康圣人”的康有为和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师徒两人得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将签订后，他们心急如焚，决心发动各省举人向朝廷联名上书，并提出“拒和、迁都、再战” 三点要求。在师傅的指挥下，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一百多人准备上陈，而湖南等省的举人们听说后也不甘落后，也积极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再说那些都察院的大人们收到举子们的上书后，都感到十分的惊诧莫名。在大人们的眼里，这些文弱书生不好好的读圣贤书，何以要妄谈国事？何况当时形势所迫，条约将签，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去冒险代为转奏呢？万一事情没弄好，老佛爷一发飚，岂不是误了卿家性命？于是，大人们从一开始便拒绝了举子们的上书（当时举人不能向朝廷直接上书，按规定得由都察院转送）。
可事态似乎没有按照都察院大人们的思路去发展。这头两拨人的上书没有被接受，但随后群起响应的大有人在。于是乎，都察院拒绝了广东的，他福建的又来了；你拒绝了湖南的，他江西的又来了；后面还有四川的、贵州的、江苏的、湖北的、陕西的、甘肃的、广西的、直隶的、山东的、山西的、河南的、云南的，这些举人们一个个壮着胆子，都拿着状子奔都察院来了。
乖乖，这下好了，平时一贯门庭冷落的都察院衙门，一下子便变得热闹非凡。这几天里，都察院的门口总是车水马龙，挤满了各省前来上书的举人。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台湾省籍举人罗秀惠。在得知台湾即将割让给日本的消息后，他在都察院门口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一整天。罗举人长跪在地，为家乡父老向朝廷请命，当时路过的人看见后，没有不感伤掉眼泪的。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如今国家大难，丧权割地，梁启超的这首诗更是让国人痛彻心肺。可是，那些举子们的慷慨悲歌，又能有怎样的结果呢？ 一、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
“公车上书”是1895年的大事件，但对那些举人们来说，风光不过一时，生存才是永久。等到会试的成绩一公布，大部分的举人都是榜上无名，眼看抗议无效，气愤无用，最多也只能对着空荡荡的大街骂两声娘。落榜的举人们最后还是无可奈何的收拾铺盖，打道回府，或者来年再考，或者另寻出路。而那些考上的，自然是喜笑颜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恐怕早把这国仇家恨抛了到九霄云外！
唯独有一个人没有忘，这便是中了进士的康有为。康有为的科考路走得也颇为坎坷，他小时候虽有“神童”之誉，但秀才就考了三次，举人更是考了七次之多，直到最近才时来运转，考上举人后便顺利的中了进士。不过，对于当时已是三十八岁的康有为来说，功名只不过是对自己能力的一个证明罢了。毕竟，以当时康有为的名声，远比那刚刚获得的进士头衔来得更加响亮。
考中进士后，康有为被朝廷授予户部主事之职，正式进入了国家中央公务员的队伍。不过，康有为一向自诩为“圣人”，从来就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这一个小小的户部主事，是满足不了“康圣人”的雄心壮志的。
有人也许要问，康有为自称“圣人”，那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出身于官宦世家，前几代祖先做过布政使和按察使等省级干部，他从小受到的本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后来从游佛道，遍读典籍，有博古通今之称。康有为一次偶然游历香港，被“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所折服，方知这些洋鬼子“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后来他路过上海到租界参观后，更是加深了他对西方的印象。从此后，康有为多方收集西方书籍，细加研读，在当时的读书人里，算是领先一步了。
不过，康有为在反思近代中国的衰落时，他依旧认为其根源是国人没有学习到古人的精华，而学的尽是些糟粕。在潜意识里，康有为面对西方挑战时，还是回到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寻找武器。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就曾尝试向朝廷上书，但都因为“上书无门”而无疾而终。
不过如今不同了，康有为现在是新科进士、户部主事，可当他想发出呼喊的时候，却又发现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好在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在弟子们的协助下，康有为在京师的官僚士大夫中组织了强学会。由于甲午新败，人人思变，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倒也把强学会搞得有声有色。
强学会的活动主要是每十日集会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听取有关时事的演说；另外，康有为等人做了一份《中外公报》的报纸，和当时的京报捆绑免费派送，帮助京师的官员们了解世界大事。强学会当时得到了京城大员们如帝师翁同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后任刘坤一等人的支持，经费上颇为充足，就连帝国新军的少壮派军官如聂士成、袁世凯等人，也各捐若干元（譬如袁世凯，就一次认捐了五百元）。
不过，强学会的活动过程中也有不和谐的插曲。当李鸿章主动提出向学会捐款两千元以示支持的时候，康有为等人却视李鸿章为妥协卖国之人，将他拒之门外。康有为的固执和坚持己见，给强学会的发展带来了隐患。李鸿章在奉命出使俄国前扬言说：“若辈与我过不去，等我回来，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吗？”没过多久，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随后便上折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请求清政府下令查封。由此，强学会虽然风光一时，但也就很快烟消云散了。
强学会的失败，让康有为等人稍微人冷静了一段时间。但就在这时，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危机却越来越深重：1897年11月，德国借口教案问题强占了山东胶州湾和青岛港口，随后俄国派遣炮舰进入了旅顺，由此引发1898年初各国列强争夺中国租借地的滔天狂潮，英国人要威海卫、法国人要广州湾，就连小小的意大利也提出要租借福建的三门湾（被拒绝）。
中国要被瓜分了。列强们带来的恐惧让国人一片惊慌。康有为愤怒了，他要再次大声疾呼，中国再不变法，就要亡国了！
1898年，又是举子们聚集京师参加会试的时间。当年4月，康有为邀请御史李盛铎出面，联合了一些官员和举子们，成立了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并准备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
但可惜的是，保国会的寿命还不如强学会，这次几乎没有重要的朝廷大员参与其中。反之，保守派们的实力却非常强大，他们讽刺保国会的人“日执途人而号之曰‘中国必亡！中国必亡！’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并攻击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僭越妄为，非杀头不可”。在这些人的眼中，康有为等人俨然成为了危险的敌对势力。
在保守势力的攻击恫吓之下，一些人畏祸退出，其中包括了发起人李盛铎，他甚至加入了攻击保国会的行列，以求自保。结果保国会召开了三次大会后，由于会试结束，落第举人们返回故里，出席的人越来越少，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当年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恭亲王奕䜣的去世。年轻的光绪皇帝对于局势的日益恶化何尝不是心急如焚，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以变法求生存。后来，他便向庆亲王奕劻提及变法维新之事，并抱怨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后来慈禧太后听了奕劻的转述后怒道：“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经过奕劻的极力劝说，慈禧太后才消了气，恨恨的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看他怎么说！”
庆亲王回去后，没有把慈禧太后大怒之事告诉光绪，却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光绪得到这个消息后喜笑颜开，便意气风发地在当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大幕。
但是，变法的大幕还没拉开几天，慈禧太后便免去了光绪的师傅翁同龢的军机大臣和一切职务，将之驱逐回籍；同时，又任命了自己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慈禧太后的决定可谓是老谋深算，她将帝党首领翁同龢罢黜，这让维新派失去了一个家长和缓冲的余地；而任命荣禄则确保了其对京师的绝对控制。
（未完待续） 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如此说来，维新派会有什么对策呢？殊不知，此时的康梁等人，正在为光绪皇帝毅然颁布《定国是诏》而欢欣鼓舞，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到来。就在翁同龢被罢黜的第二天，康有为在觐见光绪时，不仅没有为翁同龢的免职提出任何异议，反而鼓励光绪将更多守旧的高官剔除出局。
据说康有为在朝房等候皇帝召见的时候，恰好遇到了新任直隶总督荣禄。荣禄问康有为如何才能够补救时局时，康有为语出惊人，他说将那些守旧的高官免职出局还不够，最好能够杀几个一品大员。荣禄大为震惊，随后便到慈禧太后那里密告此事。
除了荣禄在慈禧太后面前大说坏话外，那些觉得自己朝不保夕的反对派们也纷纷跑去告状，跪求太后回朝训政。慈禧太后见自己威望还在，心里十分舒坦，一直笑而不答。那些人不知所以然，又跑到天津督署向荣禄诉苦，荣禄深知慈禧太后的用意，便笑道：“先让他（光绪）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办了吗！”
不错，在守旧派的眼里，当时光绪皇帝发布变法维新的上谕简直就是胡闹。短短的三个月，光绪发布了上百道谕旨，其中包括了“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开办实业，奖励发明”；“设立铁路，开采矿产”；“办理邮政，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裁减旧军，改练洋操”；“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等一系列新政策。
这些政策好不好？好得很。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坏就坏在理想主义上。这些新政策看起来很美，对将来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未必能产生好结果。以“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为例，这本是这次变法中最值得称道的，但结果却是激起最强烈的反抗。
正如唐德刚所言，科举考试是涉及到“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和数以百万童生”的荣誉和进身之道，你康有为刚刚考中进士，却将这一数以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之东流，他们花钱买了那么多的考试秘笈，又花了这么时间熟悉八股科目，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帐怎么算？
果不其然，废八股改策论的消息一传出，天下的读书人一个个激愤异常，口诛笔伐还不算，据说直隶的一些读书人甚至打算对康有为行刺，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名教罪人”！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康有为等人所始料未及的。
康有为太想当然了，他以为光绪皇帝往乾清门一站，“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谁要不服，重罚一人以惩其后。如此一来，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
更要命的是，在形势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康有为还要揪着清朝那条敏感的“国宝”级辫子大做文章。他上书光绪皇帝，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以今年为维新元年”。
对此，慈禧太后早就表示过强烈反对，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里记载了她的这样一句话：“若思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这些政治符号，看似是剪刀加裁缝的简单事情，其实极为敏感，也只有在维新运动稳步推行的时候可以考虑更改，若试图以此来推动变法，岂是光绪和康有为等人所能掌控的？
由此可见，这一百多天里颁布的绝大部分政策，主次不分，贪多求全，又大都没有经过反复协商和权衡利弊便匆忙推出，这不但激化了各利益中人的矛盾，往往也使得这些政令在现实中不具备可操作性。
至于下面的各省督抚们，出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其他人对于这些新政诏令几乎视同儿戏，他们要么推诿敷衍，要么就干脆不予理睬。如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谭钟麟依旧是“置若罔闻”。
（未完待续） 有人也许觉得奇怪，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非常积极，但为什么手下的那些官员无动于衷呢？对这事，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老兄变法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措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七月中旬，光绪下诏裁撤詹事府、太仆寺、太常寺等中央衙门和地方部门，据时人描述，当时立刻导致京城里失业或者连带的人就有上万人，朝野为之震惊。裁撤当日，被裁的部门“群焉如鸟兽散，衙门内不见人迹。”
说白了，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变动的背后都意味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消长。任何一个新政策，在获取一部分人支持的同时，往往会伤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任何新政的变法改革措施，都必然要冲击到一部分守旧派的既得利益，任何的改革进程都会受到他们的重重阻力。就这一点而言，无论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或者戊戌变法，甚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都绝无例外。
由于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守旧派官僚和那些既得利益者当然要拼死反对。在变法过程中反对新政最厉害的，莫过于那些枢臣大吏和督抚大员。对于这些执掌旧政权的权贵来说，旧制度和以往的政策法令都是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一旦进行改革，这将使得他们失去已有的一切，对此他们怎么可能会袖手旁观？
所以，当康有为主张改革官制，大规模地裁撤冗署冗员时，很快便把绝大多数官员逼到了他的对立面。中国官场的传统是“只上不下”，裁撤冗署冗员，就是要敲别人饭碗嘛！从古至今，下岗再就业的安抚问题一向都是极难解决的。于是乎，利益受损的老旧官员们纷纷跪求慈禧太后回宫重新主持朝廷日常事务，也就丝毫不稀奇了。
就拿礼部尚书怀塔布来说，他被光绪革职后，立刻到慈禧太后那里哭诉，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后来，当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时，太上皇强压心头怒气，警告小皇帝不要轻易罢免自己挑选的那些老成稳重的大臣，也不要随便提拔那些年轻的政治新锐，更不能想当然的改变大清王朝的既有体制。
慈禧太后与光绪的矛盾，是最高权力之争，慈禧太后作为一个权力的攫夺者，她本能的对一切政治对手，包括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在内，都报有极大的戒心（这也是一切专制者的共同特征）。光绪亲政后，从他甲午战争中颇为糟糕的表现来看，慈禧太后没法让光绪放手大干。当时的光绪太年轻、太冲动了。光绪毕竟不是康熙，他缺乏强硬的个性和突出的能力，但又有着年轻人常有的逆反心理，而这更加招致了慈禧太后对他的不信任和反感。
众所周知，清朝是满人建立的王朝，这种“打天下坐天下”的固有模式导致了满族的“一族专政”。作为大清王朝的守护者，慈禧太后最担心的是变法会影响到祖制，即“满人统治”的立国之本。清朝从建国后的两百多年来，在人数和权力分配的对比上，满汉之间严重失衡，数量极少的满人占据了过多的权力，而大多数的汉人则遭到了压抑。
在西方列强加紧蚕食、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情况下，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的冲突自然而然的引到了满汉冲突这个核心问题上。那些满族官僚虽然昏聩无知，但对权力的变化却极为敏感。在他们看来，维新变法的实质不过是要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夺走罢了。对此，谙熟权术的慈禧太后洞若观火，又怎能岂能等闲视之？
譬如，1898年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的时候，其声势之浩大，令守旧派们大为惊恐。当时守旧派最为有力的反对借口，就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所说的，“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而不保大清”。这指的其实就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而这也是戊戌变法中最为根本的冲突。
正如黄鸿寿在《清史纪事本末》中描述的，“时百日间，变法神速，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其尤为雷厉风行者：一令都中筑马路，二令办理国防，三命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任其自由。于是满族诸人大哗，谣谤四起。”整个满族统治集团很快意识到，无论变法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但都要让满族亲贵这个主要既得利益团体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但可能丧失自己的特权，更有可能丧失三百年来一直把持的政权。改革固然是可以有利于国家的，但那些守旧派和既得利益者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光绪自己也是满人，何尝不知道反对的力量主要来自于本族的既得利益者。过于激烈的改革，只能把他自己逼成全满族之公敌。为此，他也曾下诏改善“八旗生计”，但这种安抚的策略，毕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也满足不了这些人过度的贪欲。要知道，慈禧太后和满洲亲贵大臣要的是万世不易的“一族专政”，任何对这个“国之根本”的变法主张都是他们无法容忍的，因为这极有可能让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将从此一去不复返。对此，他们会束手就擒吗？
下一节：《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 二、维新变法，说垮就垮
戊戌年的九月，光绪皇帝在没有请示慈禧太后的情况下，便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全部革职，第二天又破格提拔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让他们以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这件事，触发了保守派最为敏感的神经。
过了不到十天，光绪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开懋勤殿时，立刻被慈禧太后劈头盖脸的痛骂了一顿。下午光绪皇帝回宫后，慈禧太后便接到御史杨崇伊（就是李鸿章的亲家，弹劾强学会的主）的一封密折，向慈禧太后控告了帝党文廷式和康有为兄弟的种种“不法行为”，并攻击光绪“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不仅如此，杨崇伊还捏造说，光绪将聘请日本退役首相依藤博文做顾问，“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最后，杨崇伊吁请老佛爷即刻训政，“救官民于水火之中”。
不得不说，杨崇伊的笔头子是厉害，他这密折不长，但处处打中要害。折中所说的文廷式是珍妃和瑾妃的老师，也是维新派的干将，一向为慈禧太后所痛恨；杨崇伊捏造康有为兄弟随意出入宫禁，这让慈禧太后火冒三丈，而聘请伊藤博文的传闻更是让她大为不安，于是慈禧太后便于次日从颐和园提前回到宫中，意在监视光绪接见伊藤博文。
再说光绪被慈禧太后痛骂一顿后，也是心中羞愤，随后便召见杨锐并赐以一道衣带密诏，说“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朕欲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可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
说来可笑，光绪这个皇帝都觉得自身难保，那他的那些维新派、那些书生能有什么好办法呢？据说杨锐等人接到密诏后，大家围在一起，一筹莫展，唯有痛哭流涕。几个书生左思右想，终于明白还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军队，说什么都白搭。大家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袁世凯。
当时的袁世凯，看来是个新派人物。1895年当康有为上书无门的时候，袁世凯曾主动帮忙请求自己的上司荣禄代递，虽未成功，但也足见其态度诚恳。后来维新派成立强学会，袁世凯也捐了一大笔钱，并被列为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还经常和维新派人士严复等一起谈论新政，并通过亲信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断接触，以示对变法的关注。
这样一来，维新派也把袁世凯引为己方，并建议光绪皇帝加以笼络。就在政变爆发前，光绪还连续两次接见袁世凯并特赏其为侍郎。眼看形势紧迫，谭嗣同便自告奋勇去说服袁世凯举兵勤王，发动政变。
梁启超在《谭嗣同传》里曾绘声绘色的记述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戊戌年八月初三的深夜，谭嗣同径自造访了袁世凯的住地。两人见面后，谭嗣同便开门见山的问：“天津阅兵的阴谋（守旧派利用阅兵废黩光绪皇帝），你可知道？”袁世凯笑而不答。谭嗣同拿出密诏，说：“如今可以救皇上的只有你一人了，你愿意救就救！”
趁袁世凯在看密诏，谭嗣同手抚自己的脖子道：“如果你不愿意的话，现在到颐和园报告慈禧太后，你也可以升官发财了。”袁世凯听后厉声道：“你把我袁某当作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共戴之主，我与足下同受非常知遇大恩，救护之责，岂是你一人！你有什么计划，愿闻其详。”
谭嗣同听到大喜道：“荣禄密谋在天津阅兵的时候废黩皇上，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都受荣禄的节制。到时如果政变，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恢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将是不世之业。”
袁世凯有点为难，说：“要是皇上在阅兵的时候疾驰入我部队的话，到时传号令诛灭奸贼，我必定跟随诸君子之后，竭死相救。”谭嗣同还不放心，问道：“荣禄对你向来信赖宽厚，你到时怎么对待他呢？”袁世凯又笑而不答。
这时，袁世凯的一个谋士插嘴说：“荣贼对待袁帅并非真心诚意。以前某公想增加袁帅兵力，荣禄说：‘汉人未可假大兵权。’他向来不过是笼络罢了。”谭嗣同道：“荣禄确有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对付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怒目道：“若皇上阅兵时在我的大营，杀荣禄不过就象杀一条狗罢了。”两人商议妥当后，谭嗣同才告别袁世凯，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未完待续） （接上文）
可惜的是，还没等到维新派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风暴就已经爆发了。就在光绪接见伊藤博文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便宣布训政，收回光绪皇帝的权力，并下旨捉拿康有为兄弟。
时人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里描述这样一番场景：是日，慈禧太后御临便殿，设竹杖于座前，并召集了庆王、端王、军机等御前大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则跪于案左。
随之，慈禧太后便疾声厉色的呵斥光绪：“天下乃是祖宗的天下，你何敢任意妄为！这些大臣，都是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佐你的，你竟敢任意不用！还敢听信叛逆蛊惑之言，变乱朝纲！康有为是个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难道昏头了，不肖竟至于此！”
骂完光绪，慈禧太后又转头责骂那些大臣说：“皇帝年少无知，你们这些人为何不加以劝阻，以为我真不管，听他亡国败家吗？我早就知道他不足以承大业，不过时事艰难，不宜轻举妄动，只得对他留心稽察管束。现在我人虽然在颐和园，但心时时在朝中。我惟恐有奸人蛊惑，所以经常嘱咐你们不可因他不肖，便不肯尽心国事；所幸我现在身体还好，到时必不负你们。早些时候奕劻还再三跟我说，皇上既肯励精图治，谓我也可省心，我因想外臣不知其详，并有不学无术之人，反以为我把持，不许他放手办事，今天总算知道这样是不行的。他是我立的皇帝，他要亡国，其罪在我，我能不问吗？你们不力诤，便是你们的罪过！”
群臣听后如捣蒜般的叩头，连称有罪。这时，军机大臣刚毅面有喜色，上奏道：“微臣屡次苦谏，但每次都被谴斥，其余众臣，也有言谏过的，也有不吭声的。”
慈禧太后听后，又转身问光绪：“如有臣下变乱祖法，你可知道该当何罪？你想想，是祖宗之法重要，还是康有为之法重要，背悖祖宗而行康法，你何以昏愦至此？”
此时的光绪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战栗答道：“是我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我只想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
慈禧太后听后厉声道：“难道祖宗之法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吗？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你不知道吗？还敢回护他！”
可怜光绪当时早已是魂飞齿震，脑子一片空白，竟不知所对。
慈禧太后又厉声追问道：“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你也是同谋？”
光绪皇帝战栗了半天，说：“知道。”
慈禧太后喝道：“既知道，还不将康有为正法，反要放走？”
由此，慈禧太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维新变法消灭于无形当中。
这里要稍微插一句。以往人们都盛传是戊戌政变的发生是袁世凯告密所导致，看来，袁世凯其实是当了多年的冤大头。正如前面梁启超的描述，“袁世凯告密说”大都认为谭嗣同至法华寺游说袁世凯勤王后，袁世凯佯作答允，等到他回了天津后，便立刻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于是荣禄紧急报告慈禧太后，这才有了政变的发生。为此，当时社会上就流传着一首三言歌谣，讽刺袁世凯的出卖行径：“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不过，袁世凯背上告密的千古骂名，其实是冤枉的，这又从何说起呢？据房德邻等学者的考证，“袁世凯告密说”在时间上是不成立的。从时间上来看，假定袁世凯初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初五日夜派人或亲自赴京告变，按照当时城门关闭的制度，根本就来不及。而且，慈禧太后在初六日发布垂帘诏，只下令拿办康有为兄弟，而对于罪行更大的谭嗣同却并没有提及，这说明慈禧太后当时并未接到天津方面的密报。不然，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谭嗣同的。
（未完待续） （接上文）
当然，大多数学者也认为，戊戌政变虽然并非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的告密却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事实上，袁世凯在得到政变消息后，为了保全自己，慌忙向荣禄和盘托出了谭嗣同的密谋。慈禧太后在得知维新派想谋杀她之后，恼怒至极，“雌”性大发，使得原本和平的训政转变成为一场流血的政变。
由此，慈禧太后随即发出密谕，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接着，整肃行动进一步扩大化，诸多维新人士或如宋伯鲁、徐致靖等被革职监禁、或如陈宝箴、熊希龄等革职永不叙用、或如徐致靖等被定罪流放，光绪皇帝和珍妃身边的太监也倒了大霉，被杖毙四人，另枷号十人，就连光绪也被软禁在灜台。
最为惨烈的，当然是被杀的“戊戌六君子”。在这些人当中，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恐怕是最冤枉的。他是六君子中惟一没做官，也不是维新派的风云人物，他完全是死于杨崇伊密告康氏兄弟“出入宫禁”的谣言。据说，康广仁被杀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其状惨不忍睹！
六君子中，谭嗣同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在政变发生后，谭嗣同是有机会脱逃的，他完全可以像梁启超一样避居日本使馆，但谭嗣同坚辞不受，掷地有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好汉子铁骨铮铮，谭嗣同真不愧为一个真正血性的殉道爱国者。
随后，谭嗣同便在浏阳会馆“莽苍苍斋”静待捕者。被捕后，谭嗣同在狱中写下这样一首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四天后，六君子未经审判、也未定具体罪名，就在菜市口刑场被杀。临被杀前，谭嗣同叫监斩官刚毅过来，说“我有一言要对你说！”刚毅扭过头，不予理睬。谭嗣同朝着刚毅的背影，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就义之日，观者万人空巷。六君子引颈就戮时，风雨如晦，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
再说康有为。当慈禧太后下令捉拿康氏兄弟的时候，我们的康老师奉光绪之令准备去上海办他的官报，此刻正安步当车的前往天津。殊不知，此时京城已经风云突变，自己的亲弟弟刚刚被抓，追兵们便已经追到天津。幸好当时有人通风报信，康老师才得以换乘英国船逃走。后来，慈禧太后又派水师的军舰去追赶，不料此舰在半路上燃料不够而折回，康老师也算是命大，他最后又换成英国军舰直接去了香港，随后又转道去了日本，这才逃过一劫。
梁启超则在政变发生后避入日本使馆，后来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剪去发辫，改穿和服，乘坐日本军舰逃走。不久，梁启超便和老师康有为在日本会合，并一度想利用日本的力量解救光绪皇帝，最后未能成功。
而此时的北京，在谭嗣同等人被杀后，守旧势力纷纷弹冠相庆。令人讽刺的是，这些颟顸污秽的既得利益者在为最后的垂死挣扎而欢呼的时候，那些对国家民族前途真正忧心如焚的青年志士却喋血街头。谁也没有料到，戊戌变法是以这样的结果而告终。
六君子既死，各新党维新派或逃匿、或监禁、或流放，一时败落；而原本和维新派同气相应的洋务派开明官僚们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也只得缄口自保或者干脆靠边站，神州上下，万马齐喑，唯有那些老朽昏庸的守旧大臣拊掌称快。这些人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下，掌握了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视新事务为仇敌，这也是整个晚清最为黑暗的时期。正是在这些人的统治下，导致了最为荒谬的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之祸。
下一节：《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
三、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
话说1897年，山东曹州巨野县发生了一件教案，事情的缘由是一个德国天主教堂下面的一群教民和当地农民发生冲突。由于教堂袒护教民引发了双方的激烈冲突，结果众怒之下，不但教堂被砸了，连教堂内的两个德国传教士也被乱拳打死。
各位看官，你说那山东曹州一带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当年水泊梁山的地界吗？这里自古一来就习武成风，民风强悍，发生些乡民械斗原本是稀松平常之事，但这次因为打死的是“洋大人”，这下可不得了，立马升级成国际事件了。
果不其然，几万里之外的德国皇帝闻讯大怒，立刻钦点御弟海因利克亲王率领德国舰队直奔远东，杀气腾腾前来兴师问罪。据1897年12月26日《伦敦观察报》报道说，德皇临行前特意训导海因利克亲王说，“如果中国敢阻挠我事，即以老拳挥之！”
既然德皇说要用“老拳”政策，清廷官员哪敢得罪！？早在1870年，天津就发生过一次教案，当时因谣传传教士建的育婴院收养孤儿后，开膛破肚取出心肾去做药引，结果导致冲突爆发，数十名外国人（主要是法国人）被杀，数座教堂被捣毁。消息传出，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最后不但赔钱重修教堂，还特意派出一个使团前往法国道歉。好在当时法国正好和普鲁士（德国前身）打得不可开交，这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虽然清廷钱也赔了，歉也道了，但随着日益增多的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并在各地招收信徒，这“土洋”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尖锐。当时各国政府也没有搞些“中国年”或者“德国年”、“法国年”之类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这老百姓对那些蓝眼睛黄头发的洋鬼子们，开始由好奇变得疑惑，再由疑惑变得憎恨。
1900年也是庚子年，这年的怪事可真一桩接着一桩。四五月间，天津街上忽然出现“红灯照”仙姑妹妹，这些十来岁的少女穿红衣，系红裤，扎红稠，手持红灯，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最奇的是，仙姑妹妹经常在夜间作法。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仙姑们挥舞手中的红扇，便飞离地面，越升越高，飘然空中，仿佛夜空中的萤火虫，不停闪烁，忽远忽近，有如飞火流星，在夜空中游游荡荡，诡异无常。
这等咄咄怪事，天津人民震惊了。
在红衣仙姑之后，天津城便传闻“红灯照，红灯到，义和团大师兄要来了，”这义和团是官方后来改的名字，原本叫义和拳，又称“神拳”，本源于八卦教。中国古代的男人们喜欢操练武术，强身健体，义和拳的武功也相当有特色。据说他们练功时，师傅焚符诵咒，待到烟雾燎燎后便让徒弟趴下，并强令弟子禁闭上下齿，紧急连续的吸气，由于几近窒息，往往导致练习者手足痉挛，口吐白沫。这时，师傅就大喊“神降了！神降了”！紧接着，师傅和弟子们便一跃而起，操刀弄棍，四周劈杀，有如群魔乱舞，其乐也融融，其颠也狂狂，直到力气用尽才停下来。（友情提示，请勿模仿！）
（未完待续） （接上文）
义和拳本在山东活动，后来由于袁世凯在那里追拿得紧，只好潜入临近的直隶（今河北），并在河间府景州献县形成两派，即乾字拳和坎字拳。坎字拳当时号称“天下第一坛”，当时主要在河北沧州的静海县一带活动，天津之乱主要是以坎字拳为主。乾字拳则是由景州蔓延于深州、冀州、涞州等地，清廷政策放宽后进入了北京城。
坎字拳和乾字拳都崇尚红色，和天津的“红灯照”仙姑妹妹可能是近亲。庚子年的四五月间，天津城内外义和拳遍地撒传单，名目繁多，通俗易懂，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等，大都是以神的名义，说要把洋人消灭干净。其中，“洋人、教士和教民”分别被扣上“大毛子、二毛子和三毛子”的帽子，遇之则杀无赦。
义和拳经常对外宣称，玉帝将派下天兵天将帮助消灭洋人，有咒为证：“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除了请天兵天将外，义和拳的大师兄还每日还勤练独门秘术。据说他们的神功分两种，一种是浑功，一种是清功。浑功是低级别的，一百天就可以出师；而清功则需要练习四百天。据义和拳的宣传资料上说，神功练好后便可以不畏枪炮，刀枪不入。
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很多人学的都是速成班，大多数人连浑功都没有练成。不过这也不要紧，各师兄弟们临阵前往往在心口下贴些符咒，比如“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或“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等，据说只要心中默念这些符咒，洋人的枪炮就会自动熄火。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些符咒的实际效果似乎没有宣传里说的那样神奇，师兄弟们后来遇到八国联军，一般还没等到念完符咒，便已经稻草般的倒在枪炮之下。由此看来，义和团的宣传材料颇有虚假广告之嫌。
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可理解，既然义和团是个松散迷信的非政府组织，那它为何能明目张胆的进入京师呢？原来，这又牵扯到光绪皇帝的问题。就在上一年（己亥年，1899年）冬，慈禧太后密谋废黩光绪，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准备接替光绪的帝位。消息传出后，天下震动，国人皆曰不可。特别在东南各省，更是一片反对之声，当时有个叫经元善的官员，效仿当年康有为联名上书，征求了上千人的签名后，向朝廷上书抗议。慈禧太后看到上书，心头大怒，下令立刻捉拿经元善，好在经元善及时潜入澳门，这才逃过一劫。
为了获得各国对新储君的承认，端王载漪派人通知各国公使前去朝贺新立的储君，但各国公使大都支持光绪皇帝，拒绝前往朝贺。慈禧太后和载漪本就心里有鬼，总觉得这些洋人不怀好意，企图拥光绪帝复出，因此各国公使也和慈禧太后及载漪结下了梁子。
后来天津的义和团兴起，并竖起“扶清灭洋”的大旗，局势一度失控。载漪听后，灵机一动，便跑到慈禧太后那里，说义和团是“忠义”之民，他们对朝廷忠心耿耿，是前来帮助朝廷对付洋人的，何不利用他们来消灭洋人在中国的势力？
慈禧太后听后半信半疑，便刑部尚书赵舒翘和大学士刚毅等人到天津对义和团进行考察。考察团途中发现义和团正在捣毁洋人铺设的铁路电线，并且烧毁洋书、洋画，赵舒翘和刚毅两人一贯仇洋，他们便回禀慈禧太后说义和团可用，并进而将之导入北京城。
（未完待续） （继续更新）
义和团进城后到处设坛，还让每家每户都要烧香祭拜。慈禧太后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后，当权派载漪在自己家中设坛作法，并请义和团来看家。就连慈禧太后也在宫中设坛祭拜，以表示对义和团的支持。朝中的官员见后便也纷纷效仿，将义和团大师兄奉为贵宾。表现出积极信奉的样子。
由于义和团天天喊着要杀鬼子和二毛子，各国公使和教民们也十分恐惧。更有甚者，义和团不但仇杀洋人，这些人对当今皇上光绪也是十分不敬，还一口咬定他是洋教教主，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光绪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效法外洋，罪不可赦。据说，在慈禧太后的纵容下，义和团闯进宫中，扬言要拿取“一龙二虎头”。所谓“一龙”，光绪帝是也；“二虎”则是指当时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和里通外国的“卖国贼”李鸿章。
庚子年的五月，伴着义和团的香烟缭缭，北京的天空也是一片阴霾，隐隐有一种不祥之兆。有了朝廷的承认，义和团队伍急剧壮大，管理极为混乱。就历史经验来看，如果没有合理的组织和疏导，民众突然爆发出来的能量是极为可怕的。在义和团的鼓噪下，北京城事实上已经是陷于半失控状态。义和团把洋人和教民称为“大毛子”和“二毛子”，任意抢劫教民甚至是与外国相关的财产，后来就干脆发展到公然焚烧教民民居，并杀了不少教民。
接着，顺治门内的各教堂拳民们放火焚烧，连北京城最为繁华的正阳门外一带商业区也被连累，四千多家商铺和民居被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净。这场大火绵延城阙，三日不灭，可见无组织民众的盲动能量之大。
局势一旦失控，整个政府的职能也就宣告瘫痪，官员对此乱象也是无可奈何，丝毫不敢招惹义和团，譬如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和主事杨芾等人，就被随意指为教民，差点被拳民们乱拳打死。城里的富贵人家，要么出城避难，要么只能在家中设立法坛，假装信奉，以免受其害。而就在这时，慈禧太后还召见并对义和团慰劳有加，不知道是迫于无奈还是有意招抚。
在此之前，天津早已乱成一团。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活动也无力禁止，于是那些拳民们成天扛旗带刀，出入于闹市之中。不到半月，天津便坛林纷立，秩序大乱。义和团甚至日夜打造兵刃，弄得大街小巷都是冶铁炉子，官府也不敢禁止。天津的那些洋教士们看到如此情形，个个是胆战心惊，他们和教民们后来纷纷逃往租界。
局势失控后的北京，事态开始急剧恶化。由于义和团不懂什么国际法，更不懂外交人员保护法，他们的矛头很快指向了那些洋鬼子最为集中的外国使馆。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在出永定门办事的时候，被乱兵杀死，尸体甚至被肢解抛在路上。事件发生后，各国公使大为惊恐，纷纷向本国告急求救。慈禧太后得知后也很紧张，便下谕给各国使臣，请他们到总理衙门来商议护送这些洋人出境之事。
可惜的是，那些外国公使对当时清廷的能力表示怀疑，他们不信任清廷能够控制局面并安全的护送他们出境表示。在各公使发生分歧的时候，一向狂妄自大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先走一步，独自前往总理衙门，结果被端王载漪手下的虎神营在途中杀死（杀人者，虎神营恩海小队长是也）。听到这个恐怖的消息后，其他公使惊恐不已，他们更加坚信只有闭门不出，加强使馆戒备，等待联军的救援才能脱离困境。
至此，事态已经无可挽回。中国本自古以来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如今却公然杀害外国公使，违背了最基本的国际法，这无疑招来了大大的麻烦。于情于理，清廷当时都是要负有严重责任的。
由于当时局势日益恶化，义和团又难以管束，朝廷之上对此也是议论纷纷，并分化为两派，其中一派官员指责义和团是乱党，而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一派则继续支持义和团，并主张乘机围攻使馆，彻底消灭洋人在华势力。
至为荒唐的是，慈禧太后随后竟然命令董福祥及武卫中军进攻东交民巷使馆区，据时人李希圣在《庚子国难记》中的描述，当时使馆区外，炮声日夜不绝，连义和团也赶来帮忙，数万人披头散发，跑到屋顶大喊大叫，以壮声势。
（未完待续） （继续）
很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使馆区的洋兵，只有区区四百人，而近万人的清军居然攻打了几十天都拿不下来，估计里面大有文章。据说，慈禧太后忽然对使馆放泼，是因为一封假情报所引起的。原来，当时上海有份英文报纸叫《字林西报》，当时发表了一篇社论，说是各国公使已经联合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个消息被粮道罗嘉杰所悉，结果被添油加醋当成情报汇报给了荣禄。
荣禄听后大惊失色，彷徨终夜，天一亮就紧急入宫禀告慈禧太后。老太婆这才明白，洋人之所以不肯朝贺王储，原来是要逼她归政，拥光绪帝复出，而这又是她最为担心的。慈禧太后当时就悲愤交集，老泪纵横，洋人这是在要她的命哪！如今的一条路，也只能和洋人拼了！
在翌晨的御前会议上，老太后泣不成声，语无伦次。当她把这个消息公布后，全场惊愕。据说端王以下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慈禧太后说，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那就干脆拼个鱼死网破罢！
或许有人要说，既然打算和洋人拼命，那使馆为何又屡攻不下？当时有报纸称，李鸿章（当时在广州）听说主攻使馆的是董福祥的部队后呵呵大笑，他对别人说，“使馆无恙，尽管放心！”
李鸿章何以如此乐观呢？原来，董福祥的军队没有西洋大炮，有的都是些土制大炮，炮声轰轰响，实际上毫无威力。要说出现这样一个结果，恐怕还是要归功于当时的武卫军总司令荣禄。荣大人虽说对慈禧太后忠心耿耿，但他并不是傻瓜。他心里清楚，万一真把使馆夷为平地，那些公使们全部上西天，万一以后洋人打进来，这追究起来，那可不是那么好玩的。
于是乎，荣大人从一开始就装病，把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全是德式装备）调得远远的，上面逼得紧了就让董福祥的军队去打。荣大人觉得老太后的政策前后反复，矛盾百出，一会宣战，一会却又送进西瓜蔬菜慰问品，心里也是忐忑不安。据说荣禄当时不但不敢下狠手，反在使馆不支的时候令人假扮盗匪，大量接济使馆内军火子弹。那可都是崭新的德国军火。
最搞笑的是，当董福祥的甘军猛攻使馆十数天，一筹莫展的时候，端王载漪以太后上谕的方式，调来武卫中军分统（相当于旅长）张怀芝带着“开花大炮”前来助战。刚开始，张分统还以为自己立功的机会到了。这开花大炮威力巨大，只要三五炮下去，使馆定被夷为平地。正当要开炮的时候，张分统忽然又下令缓发，跑到上司荣禄那里，非要荣大人下手谕作为命令的证据。荣禄不肯留下书面证据，最后被缠不过，只好说，“横竖炮声一响，里面（宫里）是听得见的！”
张分统是个聪明人，一下就明白过来了。回去后，他谎称炮位不准，需要重新瞄准，调整后把目标定在了使馆后的空地，一时间众炮齐发，好不热闹！结果使馆区是受了一夜的虚惊，却丝毫无损。
在使馆区困守北京的时候，八国联军也开始组织起来了。最开始的一批外国军队由西摩尔率领，但他们从天津出发后被清军和义和团击退。当时的直隶提督聂士成，最开始的时候奉命剿杀拳匪，既而朝议大变，又让他去抗击八国联军。结果聂士成的部队腹背受敌，在抵抗八国联军的同时，背后又遭到义和团的袭击，聂士成本人也在八里台陷阵而死。
聂士成死后，马玉昆率余部在紫竹林和八国联军恶战一场，战况惨烈，三千清军战死。随后，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并准备进逼京师。慈禧太后得知后慌了神，又想变计议和，派总理衙门往使馆里送西瓜慰问。但此时议和已晚，八国联军不认为清廷有能力控制局势，而清军在从天津到北京的途中节节败退，八国联军很快便攻破通州，逼近京城。
七月十九日，也就是城破前的那个晚上，炮声震天，风云骤变，整个北京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次日黎明，八国联军从广渠、朝阳、东便三门攻入，禁军大都溃逃，义和团也早已早鸟兽散。城破后，北京人见了英国的雇佣兵（印度兵），竟然还有人以为是甘肃的回部救兵来了。
（未完待续） 四、慈禧仓皇西逃，帝国威风扫地
就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清晨，天还没有放亮，慈禧太后穿着普通青衣，一身农妇打扮，边走边哭，踉踉跄跄的从宫中逃出。光绪帝及皇后等人跟在后面，也大都衣裳单薄，一直走到西华门外才弄了辆骡车坐上。那些王公大臣们如载漪、溥俊、载勋、载澜、刚毅等人，也只能走路，一行人出了安定门后，往西逃生。
这真是可怕的早晨啊。放眼看去，当时的北京城已是兵荒马乱，随处可见熊熊大火，满耳都是隆隆炮声。不管是做官的，还是小老百姓，大家听说八国联军马上就要进城了，一个个都吓得四出逃窜。慈禧太后也不例外，一行人出城后便碰到一群溃兵，队伍被冲得七零八乱不说，那些乱兵还乘势大加抢劫。在这个满是硝烟的世界，谁还认得这是当今的太后老佛爷！
遥想北京当年兴盛之时，大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一片繁荣昌盛，少说也有近三百万的居民。就在这短短几个月里，由于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相继为乱，原本人来人往的繁华之地，也已被战火焚毁，成为一片废墟。一个糊涂的决策，一场浩大的暴劫，竟然把若大的北京城毁败到如此地步！在某些时候，历史真的很残酷。
再说那慈禧太后一行人出了西直门后，真彷徨不知所往之际，幸好马玉昆带兵赶来保护，慈禧太后这才长舒了一口气。由于害怕八国联军追来，一行人都不敢停下来休息，一直走到天色已晚，到了昌平贯市才停下来暂时停歇。可怜的老佛爷和光绪帝等人，由于忙于逃命，已经整整一天没吃东西。当地也没什么好吃的，老百姓只有些麦豆，慈禧太后这时已经饿得顾不上什么礼仪，就用手捧着吃了个精光！
按理说，慈禧太后在当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曾经和先夫咸丰帝出逃过一次，本已经对逃跑稍有经验，但当她想安歇的时候，却发现匆忙之中卧具忘带了。幸亏当时有村妇进献了一床干净的被子，无奈之下也只能将就了。这事在四十年前发生过一次，当老太后还是记吃不记打。
慈禧太后不仅忘带卧具，她出宫的时候甚至连头发也没梳，这对于老佛爷来说是极为罕见的。要知道，慈禧太后对梳头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当年李莲英可不就是靠善于梳头才讨得慈禧太后欢心的？
乡下的七月，星空灿烂，夜色如水，可这次是逃难路上，哪有心情去欣赏路边的美景？晚上还好一点，白天赶路的时候那就苦了，当时正是流火的酷暑时分，日头毒辣辣的，实在是苦不堪言。但为了求生，这些向来养尊处优的王公贵族们，也只得一路上拼力支撑。
幸好后来甘肃布政使岑春煊又带兵赶来勤王护驾，恰好迎了个正着。慈禧太后悬起的一颗心这才放下。岑春煊对慈禧太后非常忠心尽责，一天晚上，慈禧太后歇息在破庙里，半夜被恶梦惊醒，在庙门外护卫的岑春煊听到慈禧太后的惊叫后，赶紧大声道：“臣春煊在此保驾！”整整一个晚上，岑春煊一直跨刀立于门外。危难之中显身手，后来岑春煊也由此得到了老太后的重用，在官场上一帆风顺。
慈禧太后一行人到达怀来县后，县令吴永急忙仓皇出迎，还依旧按照朝廷利益，对光绪帝三跪九叩首，总算让慈禧太后心里感到有一点安慰。可怜当时的光绪帝，他身穿一件旧布袍，篷首垢面，憔悴不堪，对着臣工大都默然不语。慈禧太后赶了一天的路，又累又饿，手拍梳妆桌，令“快快送饭来”！小县官发动整个城关的乡绅，好不容易让慈禧一行人吃了顿饱饭，并好好洗了个澡。这么大热的天，这些人在逃亡路上竟然好几天没有换过衣服。
怀来是小县城，条件简陋，慈禧太后到后也只能住到吴夫人（曾国藩的孙女）的卧室，皇后住吴永儿媳妇的卧室，至于光绪帝，则被打发到县衙的签押房去睡了。
离开怀来县后，一行人晓行暮宿，终于在半个月后，也就是八月初六的时候逃到了山西大同府。大同离北京已有七百多里，因为相对安全了，逃难队伍才在这里休整了四天。随后，慈禧太后带着队伍继续前进，于一周后到达太原。
到太原后，这些人的生活条件便得到了明显改善。当年乾隆老爷子游玩五台山时留下的旧物，还原封不动的在太原巡抚衙门里保留着，这时都发挥了用处。在太原期间，江苏巡抚鹿传霖也亲自率兵六千赶来勤王护驾。本来鹿传霖是打算去京师勤王的，但还没到便听说京师沦陷，太后西行，于是鹿传霖绕道河南赶到太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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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传霖见了老佛爷后，报告了一个十分恐怖的消息，说八国联军正进军保定，恐怕要派追兵杀来。慈禧太后听后慌了神，一行人又继续西行，前往西安。一直到了西安，慈禧太后听说八国联军没有追来的意思，心里的一颗石头总算落了地。
随后，慈禧太后便改陕西巡抚衙门为自己的行宫，摆出了帝王的派头了。据时人记载，慈禧太后在西安御膳一天的费用，就要花去二百两银子。老佛爷还对岑春煊说，想当年在北京的时候，御膳的费用比这个要多几倍呢，现在已经省了很多了！言语之间，毫无亡国之忧。
西安虽然安全，但由于陕西连续三年大旱，造成了大批的灾民。就在那年冬天，几十万饥寒交迫的灾民涌到了省城，向巡抚大人讨条生路。但当时因为慈禧太后逃难到了西安，巡抚害怕这些人进城后会制造动乱，便下令城门紧闭，不准这些饥民进城。
饥民们进不了城，只能在城郊挖洞栖息，靠吃草根树皮苟延残喘。冬至那天，陕西突降暴雪，在随后冰天雪地的几天里，每天都有上千人因饥寒交迫而死去。随着天气的变冷，冻死饿死的人也越来越多，多到最后很多尸体都没人掩埋。
陕西人民不好过，那八国联军进城后，北京的百姓更要遭殃了。慈禧太后跑了，宫中的太监和宫女就只能自行解散，各谋生路了。那些太监和宫女们长年生活在宫中，没有生活自理能力，老佛爷这一走，这宫中还不乱成一团？可怜那些人走投无路，上吊的上吊，投井的投井，服毒的服毒，自杀的数以百计。就连光绪帝最宠爱的珍妃，由于慈禧太后一直非常讨厌她，逃跑的时候并没有带上她，最后珍妃只得投井而死（也有说是慈禧太后临走前逼其投井自杀的）。
真要说那八国联军，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只不过是临时拼凑的杂牌军罢了。这支杂牌军，主要以日、俄、英、法、德五国军队为主，总数并不会超过两万人。其中，日军七千人，法军四千人，英军和俄军各约两千人，至于其他几个国家如意大利，只是象征性的派些人来，以示参战。
德国的大部队是在北京被攻陷后才到达的。德皇听说公使克林德被杀后，怒不可遏，立刻派出瓦德西大帅点兵七千杀奔中国，但终究路途遥远，北京城破若干天才到。后来其他联军见其气势汹汹，又因为其公使克林德遇害，于是举瓦德西为联军统帅。
不过，令人感到脸上无光的是，就这样一支杂牌军，却把十多万清军和数量众多的义和团打得落花流水，这不能不说是国人的耻辱。究其原因，恐怕还是清军的武器和战法过于落后，更别提那些靠迷信又没有组织的义和团了。
就在八国联军进城的那天凌晨，慈禧太后一行人已经从西华门逃走了。城中的清军得知慈禧太后已逃走后，也都纷纷散去。随后，八国联军便进入紫禁城，在混乱中，宫中的很多珍玩宝物便自己长脚，不翼而飞了！
八国联军在对北京进行分区占领后，便开始疯狂搜杀义和团。和当时义和团任意指认他人为教民一样，联军也任意指认他人为义和团，同样的野蛮，同样的残忍。北京城顿时一片血雨腥风，遇害的尸体堆积如山，恍如地狱！
由于各国司令官默许自己士兵抢劫，于是洋兵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身跨洋枪，手持利刃，三五成群的在各街巷进行抢劫，所到之处，无一幸免。在紫禁城里，除了几个大殿外，宫中的珍玩宝贝、金银财宝基本都被洋鬼子们一抢而空，那些不便藏匿带走的，就贱价卖掉或者干脆砸烂取乐。
连传教士们也加入了抢劫的队伍。据一个外国记者报道，有几个著名的传教士说，“收集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不是抢劫，而只有从所有者手中获得财物才叫抢劫”――所以他们都得到了很好的皮货。
城里的很多妇女（特别是满族女人），由于害怕被洋鬼子欺辱，很多都跳井或者上吊自尽（后来的摄政王载沣的首位未婚妻也在其中）。洋鬼子到老百姓家抢劫的时候，就经常遇到井里已经填满了死人。城破之后，自杀的官员也不在少数，比如尚书崇绮、祭酒王懿荣等，都自杀身亡。
（未完待续） （接上文）
事情还没这么快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逼迫清廷签订赔款和约。万般无奈之下，慈禧太后只得急令李鸿章前去议和。当时已是七十七岁的老翁李鸿章，只得抱病再次接受这个极为尴尬的任务。李鸿章在准备北上之际，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何良策，老李叹道：“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老和尚，撞破钟，焉有好结果？
经过数月的艰苦谈判，最后达成《辛丑条约》十二款，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为德国公使克林德树石碑，建牌坊；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亲自前往德国大皇帝面前谢罪。因日本书记官被杀，派户部侍郎那桐为专使大臣，赴日本谢罪。
二、惩办那些主张仇洋的罪魁祸首，如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等人。
结果，庄亲王载勋于辛丑年正月初三自尽；英年、赵舒翘初六自尽。毓贤初四被正法，启秀、徐承煜初八日被正法。刚毅不及和议便已病死，而徐桐则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自尽。真正的罪魁祸首，端王载漪被加恩发配新疆，永远监禁，好歹保住一条老命。
另外，在庚子年间因主和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和太常寺卿袁昶五大臣，开复原官，以示昭雪。
三、赔偿四点五亿两白银，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本息还清。赔款由上海办理，以关税盐政作保。乖乖，四点五亿，合计当时大清国每人罚款一两。
四、各国派兵驻守使馆，中国人不得居住在使馆区内（即后来的东交民巷使馆区）。大沽炮台和天津到北京一切炮台防卫设施，一律削平，以绝后患。天津到北京的关隘要地，包括杨村、唐山、滦州、秦皇岛、山海关等，允许外国兵驻守。
五、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此时的清廷，恐怕再没有比和洋人打交道更重要的事情了！
议和过程中，李鸿章因年老力衰，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各国听说李鸿章行将就木，也颇有感伤，最终议定和约。如今世人都说李鸿章所签之约为卖国条约，但换其他人未必能比李鸿章做得更好。国家衰败至此，即使第一能臣，又能如何？最后还不是让四亿五千万国民代打板子，每人罚款一两了事。
再说那惹祸的老太后，她做梦也没想到，洋人竟然没有提她最担心的归政要求。老太后惹下这么大麻烦，最后居然寸土未失（不过让全国人民各赔一两银子了事），这在大清国的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外交“奇迹”。《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才陆续撤军。既然江山不改，归政免谈，老太后便决定返回京师。据说慈禧太后在宫中藏了三千万两银子，八国联军没有拿走，老太后回来后看见银子安然无恙，顿时喜笑颜开，逃难之事，也已忘到了九霄云外。
不过话说回来，庚子年杀害外国公使确实过分，而后来修建的克林德碑也成为北京的一道风景，各国记者来后总要前来瞻仰一番，合影留念。可惜好景不长，一战后德国战败，克林德碑被砸碎，人们另树一碑，大书“公理战胜”四字（只可惜当时的国际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公理战胜”，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惨败，岂不是很说明问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庚子年的往事虽然早已是昨日云烟，但非理性的影子依旧飘忽于这片大地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我们重提旧事，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文明和理性，才是民族进步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实质和希望所在。
从变法到庚子乱政，世事难料真荒唐。由此，慈禧太后重新接过了前几年被她打倒的“新政”大旗，开始了晚清的最后十年。
（本节完） 第二章、迟到的清末新政
一、国难当头家难当，老太后也来搞新政
1901年，也就是中国农历的辛丑年。这一年，如果按照西历的话，应该是二十世纪的头一年，听起来颇有万事待兴、朝气蓬勃之气象。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年却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就在前一年的夏天，由于八国联军占领了紫禁城，慈禧太后也只好带着光绪皇帝狼狈的逃到了古都西安。当二十世纪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慈禧太后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气。此刻的她，正在焦急的等待着北京谈判的结果。好在老臣李鸿章在洋人们中间斡旋，虽然最终赔了不少银子，但总算把这些外国兵给打发走了。慈禧太后闻讯后，叹了口气，虽然有些伤感，但也算是心定了点---终于可以回銮了
。
老太后逃出北京后，天下大乱，人心汹涌，几乎国将不国。这大清国也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不过，再难慈禧太后也得继续当下去，她也不想这大清的宗庙社稷最后败落在自己手里，日后无脸去见列祖列宗。于是乎，为了平息因义和团错误政策而带来的民愤（当然也不乏讨好洋大人们之意），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谕旨，出人意料的打出一张“新政”牌。
这道变法的上谕是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的，谕旨中大谈变法经，什么“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又是“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随后，谕旨又批评了洋务运动，“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舍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谕旨中明确表态，说要“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最后，朝廷下发任务，“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举所见”，并要求以两个月为期限，“详悉条议以闻”。
众所周知的是，慈禧在三年前还亲手扼杀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发起的维新变法，这时为何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变得如此开通了呢？慈禧太后想到这一点也颇为尴尬，虽然她事实上是接过了维新派的变法旗帜，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她便借光绪皇帝的口在谕旨中与康梁等人撇开关系：“康逆（有为）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皇太后何尝不想更新，朕何尝概行除旧？……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如此一来，慈禧太后一下就把她在戊戌年干的那些破事给推了个一干二净，还倒打维新派一耙，“变法自变法，康有为谋逆自谋逆，”这次新政没他们什么事。
慈禧太后也很清楚，杀了几个维新派倒不是什么大事，关键还是义和团的事闹得太大了，闹得几乎让大清帝国彻底玩完。要不是她老人家还有点威信，这大清哪还不早东南互保、西北独立，支离破碎了？如今此一时彼一时，老太后仓皇出奔到西安，惶惶然如同丧家之犬，若再用老一套的手腕的话是吃不开了。
好在慈禧太后是个聪明人，虽然她当年已经是个六十六岁的老妇了，但当时脑筋还过得去，不像后来的几年每况愈下。为了挽回民心，慈禧太后带领她的流亡政府不断的下罪己诏、保荐人才诏，最后干脆在内外压力下宣布变法，以示开明。
可惜的是，慈禧太后毕竟是妇道人家，文化水平也不高（据说她常写错别字），正如评论家所言，“她实在称不上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最高领导者。”好在当时做统治者未必就要什么“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慈禧太后有驾驭群臣、稳固统治的权术就够了，而这又几乎是她与生俱来的能力。慈禧太后执掌大权近半个世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这老佛爷可不是白叫的。
老佛爷的缺点当然也很多, 嗜权如命、心胸狭窄、心狠手辣、生活奢侈, 等等。这些还都是小问题，最关键的是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被革职的维新派大臣王照语），看问题只看到“利害切身”（晚清大臣陈夔龙语），既缺乏远见和魄力，也不具备近代意识。倘若慈禧太后执政的嘉庆道光时期，做个守成之君倒也问题不大。但慈禧太后的运气也不好，正好赶上中国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转弯处，即使她努力掌舵，也只能不让大清帝国这艘破船免于沉没，你要让她领导清廷走出困境, 使国家走向复兴和强大，这未免有点苛求了。
（未完待续） （接上文）
但话说回来，你要说慈禧太后一味守旧顽固，一味的和时代对抗，倒也不尽然。历史人物往往是多面性的，我们的理解也不能完全的年谱化。就说变法这事，你说慈禧太后完全反对，也不是历史事实。从各种情况来看，她最恼恨的似乎是“康梁新党”和不听话的光绪皇帝，对于变法维新倒也不是一概的排斥。因庚子之役护驾有功而一度成为慈禧太后宠臣的岑春煊在《乐斋随笔》中也曾透露说，“朝廷自经庚子之变, 知内忧外患, 相迫日急。非仅涂饰耳目, 所能支此危局。故于西狩途中, 太后首以雪耻自强为询。辛丑回銮以后, 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
在两度被洋人们赶出紫禁城后，此时的慈禧太后恐怕是真心真意的想要“雪耻自强”，而且是“其心甚切”。小县令吴永（曾国藩的孙女婿）曾接待过西逃途中慈禧太后，他也曾听老太后说：“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吴永、刘治襄：《庚子西狩丛谈》）
慈禧太后的确没处述说，因为她在民间的信誉糟透了。人们怎么会相信，一个镇压变法运动的刽子手，怎么没过两年自己也来搞变法？在老百姓的眼里，慈禧太后此举似乎更像是一种政治秀，他们有理由感到怀疑，甚至感到滑稽和别扭了。
对于慈禧太后提出的“新政”，国人大都持观望态度。毕竟，三年前戊戌政变的阴影并未消散，这时慈禧太后提出的到底是真变法还是假维新，地方官员们不得不仔细揣测其用意了，不然，万一马屁拍到马脚上，头上乌纱帽不保，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在一片猜疑的气氛中，地方督抚大员们在上谕规定的两个月内居然无一字回奏。这个结果，让慈禧太后颇为的始料未及---她本以为自己的华丽转身会赢得满堂的喝彩呢。无奈之下，清廷再次发出通知，催促那些地方督抚大员们赶紧“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
为了表明朝廷的决心和诚意，在发出第二个通知之后，清廷便成立了督办政务处,其职能便是未来新政的领导机构，倒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改革与发展委员会。当时被委为政务处督办大臣的包括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玑等中央最高级别的官员，而地方实力派督抚大员包括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后加入）也被命遥为参预，这可以算得上是当时最豪华的阵容了。
不过，仔细一分析，这个阵容貌似强大，实则不然。有见识有实力的，如李鸿章，他当时为辛丑和谈而呕心沥血，于当年积疾而亡；而两江总督刘坤一，当时也年事已高，随李鸿章之后于次年病逝。1903年，最为慈禧太后所信任的荣禄也去见了上帝，而取代荣禄地位的庆亲王奕劻，对变法既不了解，也不甚热心。如此看来，当时真正能起到支柱作用的唯有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取代李鸿章地位的袁世凯，而此时张之洞也几近七十，血气已衰矣。
在朝廷的督促下，各省督抚也只得勉强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首先打破僵局的是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他在督办政务处成立后没几天便上奏朝廷，提出了包括整顿吏治、改革财政、整修武备、遣派留学生等十项建议。随后，其它地方大员如闽浙总督许应骙、两广总督陶模和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人也都纷纷上奏，提出自己对新政的看法和具体建议。
李鸿章死后，当时名望最大的地方督抚当数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而且这次他们两人又被朝廷双双挑中，“参预督办政务处”，这种其它督抚大员所没有的殊荣，也体现了朝廷对两人的重视。
由此，张之洞便和刘坤一商量是不是一起搞个折子，两人联名上奏，也好显示咱俩是参预大臣，与众不同。刘坤一听后大表同意，两人商议各自先拟个初稿，然后再合并修订上奏。当然，奏折的初稿不会是刘坤一和张之洞亲自去写，而是他们手下的幕僚去做这个事情。当时刘坤一手下有张骞和汤寿潜等幕僚，张之洞则有长期跟随他的军师郑孝胥、梁鼎芬和黄绍萁等人帮他拟初稿。在最后合并修订的时候，则是由张之洞来主稿。对此，资格更老的刘坤一并无意见，因为他本是行伍出身，笔头和见识远不如进士出身的张之洞，既然张之洞愿意出力，他当然乐得逍遥。
（未完待续） （接上文）
此时的张之洞经过多年的官场历练，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朝廷里激扬文字的“清流”了。在其它督抚大员已经交稿、朝廷一再催促之下，张之洞仍旧不慌不忙，他在揣度朝廷用意的同时，也不断派人打听各地的动静，以保持与其它督抚大致接近的论调，避免自己走得太远，伤了大家的和气。
慢工出细活。张之洞的谨慎和精明对这个奏折的出炉还是颇有帮助的。为了把这个奏折写好，张之洞还特意将刘坤一的幕僚张骞等人请到武汉，一起商议细节问题。据参预拟稿的人说，当时张之洞“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条，月余始成”。这个联名奏折，就是后来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刘坤一和张之洞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以“育才兴学”、“整顿中法”、“吸收西法”为中心, 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实际上相当于整个清末新政的路线图。那这变法三折具体讲的什么东西呢？
先看“育才兴学”折。这一折，讲的是科举制度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其中就明确提出，搞“刀弓石”考试的武举对现代军事毫无用处，应当立刻停止，今后的军事人才必须由军事学校来负责培养；至于文举，则通过改变考试内容和减少录用名额的办法来逐步废止；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因废除科举而带来的人才培养和选拔问题，全国应当仿照西方国家（其实是仿照日本），建立近代学校教育体制，设立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学校、高等学校和大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并给予毕业生相应的功名，如高等学校毕业生为举人、大学校毕业生为进士等，以逐步代替科举中选拔人才的机制；在教学内容上，采用大量的西学内容，改变以往科举考试中经书为主的历史。最后，折子中还提到要奖励留学，特别是自费留学，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的海归，要给予相应的举人和进士同等出身。
第二折是“整顿中法”，讲的是内政改革。除了提出要整顿吏治、选拔优秀人才等一般性建议外，折子有这么几个亮点：一是提出要建立警察制度，取代差役；二是要仿照西方，改良司法，改善狱政；三是裁撤一些有名无实或者无用的机构和部门，如屯卫和绿营；四是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实际上是废除沿用了两百多年的八旗军事驻防制度。
第三折是关于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的。也许是在历年的对外战争中输得太惨了，这一次要下定决心在军事上“全盘西化”。折子中提出，要完全采用西式方法练兵，从采用西式军械到建立军校乃至训练和管理，都要切实向西方学习靠拢。另外，他们也认识到，武器的制造不能完全依赖外人，从长远来看，这还是要靠自己。但是，军事工业需要很好的经济基础，由此，折子提出了一整套的经济改革方案，包括改良农业、发展近代工业，制定经济法规保护工商实业等。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并非是一般的泛泛而谈，而是通观全局后提出的系统变革方案，难能可贵的是，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可行性建议。折子上去后，慈禧太后也很满意，认为“事多可行”，随后朝廷下诏各省督抚大员，将刘坤一和张之洞会奏折子中的内容，“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练，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刘坤一和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实际上确立了清末新政的指导方向。随后，清廷以“江楚会奏三折”为范本，通过一系列政令和措施，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就这点而言，张之洞和刘坤一对清末新政开了个好头，也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的文明国家开了个好头。
回头看来，在鸦片战争后，洋务派、维新派和清末的新政派其实是同根所生，一脉相承，他们在晚清历史上的相继登场，实际上也不断推动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以波浪式前进，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的深入。
（本节完，下一节《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 二、废科举波澜不惊，新教育放之海内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历史悠久，其创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发展于宋朝，鼎盛于明朝，而清朝的科举依旧是仿照前朝八股取士，但更注重对士人思想的防范，原因主要还是清朝乃是满人的异族统治。
科举考试制度在最初的选拔人才上，具有一定的历史优越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科举制度更是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从古代来看，科举制度关系到官员的选拔问题和全民族的教育问题，两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从前的人读书大都是为了做官，想要做官就要参加科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读书人参加科考实际上是向朝廷求取利禄的过程，势必对当权者俯首贴耳，志气丧尽；而当权者也利用科举制度收买读书人，使其悉入彀中。由此，科考的内容决定了教育的内容，而明朝开始的八股取士则更是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
古代读书人的科考之路是异常艰难的，以清朝为例，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为童试，三年举行两次，须经过县考初试、院（省）考复试合格后，方能成为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秀才。秀才的名额是有限制的，每次在全国范围内录取二万五千名。二万五千名听起来不少的，但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的，譬如当年洪秀全就是因为秀才考不上而大病一场，最后才撕了圣贤书去造反的。
乡试的科举考试的第二级，在各省举行，三年一次，一次三场，也就是通常说的考举人。举人的名额也是有限定的，全国每次约录取一千四百名。举人的含金量比秀才高出许多，一般来说，考中秀才最多只能开馆授学，做个教书先生，而中了举人后，往往能够进入朝廷的储备干部名单，可以利用“拣选”、“大挑”等机会去做个小官，最不济也可以去衙门里做个幕僚帮办什么的。总而言之，中了举人便等于进入了上流社会的门槛。但是，举人这关很不好过，想当年，康有为考秀才考了三次，考举人可是在十六年中足足考了七次哪！怪不得范进同志中举后会兴奋得一时得了失心疯。
不过，要真正靠科班出身去做官的话，还得参加第三级的考试，这便是会试。会试是全国性考试，参加者都是举人，也是三年一次，一般在京师礼部举行。一般来说，会试的录取名额为三百名左右，录取者称为贡士。会试过关的，随后便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也叫廷试），一场定终身，或金榜题名、名满天下，或功亏一篑、名落孙山，就看皇帝的取舍和自己的运气了。殿试考中的，那就是所谓的“天子门生”（皇上点中的嘛），而其中呢，又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就是前三名，通常说的状元、榜眼和探花，直接授翰林院修撰、编修这样大有前途的职位；二甲为进士出身，三甲为同进士出身，总共约二百名上下。这些人考完后，便经简单的学习培训后分配工作，或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者留在中央为六部主事、内阁中书或者分到地方上去做知县。
古代做官何其难，这七品芝麻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那时的官不是学出来的，而是考出来的。可惜的是，这种机会三年才有一次，全国的名额也就两百人上下，粥少僧多，能够金榜题名的幸运儿毕竟是少之又少，对于大部分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仕”不过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多少人青灯黄卷，最后也不过是熬白了少年头！
最要命的是，让那些读书人苦读终身的那些经史诗文，在实际生活乃至行政管理方面都没有什么用处，更不要说促进近代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同文馆招生的时候，就难以招到合适的优秀人才，因为在当时人的眼中，同文馆不算正途出身。朝廷主办的同文馆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它学习西方技艺的学堂了。当年沈葆桢办福州船政学堂的时候，招的也大都是贫苦子弟---因为读这些学堂要签契约，保证今后不参加科举，都不能做官啊！
大清朝不缺人才，但在科举制度有意无意的指引下，那些优秀的读书人都重仕途，轻技艺，这在近代工业化社会当然没有出路。由此看来，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的确到了不得不废的时候了，科举一日不废，中国的振兴便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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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科举制度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高考或者研究生考试，它还是国家和地方的公务员考试。作为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 科举考试的废除，将关系到数以百万读书人的出身和仕途问题，可以想象其中的阻力是何等之大。譬如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停止武举并开设经济特科等的改革措施，康有为差点被人暗杀；而变法失败后，一切照旧，武举考试甚至又搞起了他们的“刀弓石”科目，全然不顾当时的世界早已是长枪大炮。要这么看的话，大清朝在对外战争中大败特败，一点都不冤枉。
战争的失利让停止武举也就成为最容易的突破口。1901年8月，朝廷下诏永远停考武科，而且乡试和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再用八股程式命题；同时，朝廷决定在考试中增加政治、历史、地理、军事等适应时代需要的科目。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和学务大臣张百熙、荣庆上折提出，由于科举未停，所以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这个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由此，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
有意思的是，在某些时候历史的发展往往会超越人们的预期。时隔一年，1905年9 月，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 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更相率观望”，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太后在时势危迫之下，也觉得递减科举名额的办法缓不济急，终于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
清廷随后发布谕旨, 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开始, 停止各级科举考试。由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在清末新政还不到五年便被彻底废止。对此，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在其著作《中国的现代化》中大加赞叹道：“科举制度的废除，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其意义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应该说，这个评价颇为中肯，并不是有意的拔高溢美之词。
也许有人要问，停止科举考试之后，那些读书人的出路问题怎么办呢？
所幸的是，新政的决策者们比康有为那些维新派要成熟老练许多。他们在废除科举的同时，也及时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补救措施，那就是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解决教育内容的更新和读书人的出路问题。在1901年开始改革科举的同时，清廷便决定选派人员出国游学，重开京师大学堂，并在原有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西式学堂，以逐步取代旧的教育体系。
随后，清廷又开始紧锣密鼓的制定新学制。在几经修订的基础上，清廷在1904年推出了以日本为模式的新教育体制，即所谓的“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把全国学堂分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块，其中基础教育分为三等七级，即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中学堂）和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职业教育则包括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等。从划分上来看，这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了。
在兴办新教育上，张之洞管辖的两湖地区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他当时首先设立湖北学务处，并将湖北自强学堂改为普通中学堂，两湖书院改为大学堂（后改为高等学堂），另设有师范学堂等。事实上“癸卯学制”的出台也主要是张之洞的努力。作为少壮派官员，袁世凯也不甘落后，他设立了直隶学校司并聘请前贵州学政严修为学务总办，并在直隶地区设立小学、中学、师范、法政、工业等各级各类学堂。在地方的推动下，清廷于1904年设立学务大臣（次年改设学部），并令各省设立学务处，主管新教育事业。
但是，当时发展新教育的困难也是很多的，譬如合格的师资、教学设备和经费都极其缺乏，其中尤以师资问题最令人头疼。据后来的统计，当时大学及高等、专门学堂的教师，留学日本的占三分之一，出身科举的占四分之一；而中等学堂里出身科举的教师则占到三分之一，小学堂更是占到一半左右。师资教育背景的限制，加上大多数学堂都是在原先的书院基础上建立，新政时期的教育也就难免带有传统教育的颇多痕迹了。
（未完待续） （接上文）
为了解决西学人才的匮乏问题，清廷随之大力提倡留学教育，其中又以留学日本为热潮。在新政之前，留学日本的学生很少，在1896年也不过十来个人。后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极口称赞留学外国效果大，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十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留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以路近费省，文字易晓，西书多已删繁存要；中、日情势风俗相似，不难仿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当时人出国留学的首选地便是日本。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也在其中大力推动，并称愿为每年接纳二百名学生前往日本提供便利。
后来，清廷更是积极推动官费留学，鼓励自费留学，并对学成回国经考核合格的留学生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相应出身，在用人的时候予以优先任用，一时间使得海外留学掀起了热潮。由此，留学日本的人便开始激增，1905年的在日留学生达到数千人，第二年甚至接近一万，因为人数增加过快，有三千多人甚至无法正常入学。
当时留学西洋的也有，但人数远不如日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本来选派了数批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撤回，后来去欧美留学的大都为自费或者教会选派，人数也很有限。清末新政后，朝廷和各省也选派了一些留学生前往英、法、德、俄、比等国学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减收庚子赔款后，将退款用于资助中国选派的留美学生，平均每年六十名。为此，当时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还设立了游学肄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的前身），专门负责选派赴美留学生。插句题外话，当时留学欧美的人数虽少，但质量却远高于留学日本的学生，他们大都完成了大学教育甚至拿到更高的学位，如赴美留学生；而留日学生参加的大都为速成班，鱼龙混杂，参加革命的倒为数不少。有例为证，1906年清廷举行归国留学生考试，参加考试大多为留日学生，却无一及格，而及格的前五名均为留美学生。
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新式学堂与出洋游学还是让新政时期的教育有了飞速的发展。据当时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的学堂总数为四千多所，学生总数为9万多人。到了1909年，学堂总数增长为5万多所，而学生总数扩展到156万名，其发展速度不可不谓惊人（现在的扩招与之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新政推行者本以为废除科举会遭到那些传统士绅们（特别是已经获得一定功名的）的强烈反对，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的顺利，根本没有发生决策者所担心的事情。相反，那些有钱有势的士绅们非但没有阻挠，反而极为热心的加入到兴办学堂甚至留学海外的热潮中去。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废除科举、推行新教育的同时，朝廷注意到新旧的衔接，采取了逐步替代的战略，这其中主要采取了这么几个措施：一是在1906年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广开门路，尽量安排原有的贡员、举人和生员，以稳定那些上了年龄又难以接受新式学堂的那部分士人；二是在兴办新学堂的时候，各级毕业生，从高小到大学，都分别授予附生、举人、贡生和进士的相应功名。这些举措使得那些士绅们得到些许安慰并机敏的停止了抵抗，反而积极投身于新学堂的建设中去，以此来弥补他们在功名上的损失。另外，从1905年开始，学部每年举行一次游学毕业生考试，通过者分别授予进士和举人功名，这也是让很多士绅及其子女对留学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
废除科举制度，不仅仅是人才选拔方式和教育制度的变化，它更是一种社会的变革和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科举和教育本身。从短期来看，废除科举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埋下了社会动荡的种子。正如萧功秦先生在其著作《危机中的变革》中指出的，“废除科举制度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和新时代价值之间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这种制度资源的丧失，同时也为清廷的覆灭起到了釜底抽薪的反作用。
萧功秦先生的话很有道理。中国古代的那些王朝之所以稳定，其关键因素就在于有科举制度。因为有科举制度，这样皇帝就有一大批的读书人来支持他，而且这个社会有一个相对公正的的机会来保证读书人向上流社会流通，由此也构筑了传统社会的一种超稳定结构。作为一个反例，蒙古人不重视读书人和科举，而专门倚重本族人，这也是元朝之所以短命的原因之一；而与之相反的是，清朝虽然也是异族人统治，但却极其重视科举考试，而且满汉不断融合，所以清朝能够坚持近两百六十年。
历史总是这样，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把士子们推向了时代的洪流，不管你是惶恐，还是哀怨，或者愤懑，这终究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定数。但清廷没有想到的是，废除科举也让那些士子们失去了对朝廷的忠心（因为不需要通过这个来做官了），在随后的革命浪潮中，他们大多袖手旁观，甚至反戈一击，这一顺一逆之间，还真有点说不清楚呢。
（下一节：《三、机构大调整，晚清走向近代化》）